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工业化东亚已经发展了一种不那么逆乎潮流，不那么强调个体主义，也不那么强调自我利益的现代文明。就此而论，群体取向和个人主动性之间的协同已然将这一地区造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最具经济和政治活力的地区。本文依照自我、家庭、社群、社会、国家与宇宙等一系列同心圆，通过对建立在个人尊严基础之上的有关人类繁荣的儒家观念进行探索，来研究工业化东亚的发展。本着天人合一的精神，我们看到了自我同社群的沟通，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人与天的相互关系。这一对学而为人的整体性综合认识可以作为新的探索全球伦理的出发点。 17世纪利玛窦将天主教传到中国及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的一个意外后果，是中国人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作出了思想贡献。通过传教士的报告，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中华文明的人文主义光辉。孟德斯鸠、伏尔泰、魁奈、狄德罗、启蒙思想家、重农主义者以及理神论者，都对中国人的世界观、宇宙论思想、仁善专制和世俗伦理着了迷。虽然18世纪中国货风靡欧洲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对中国艺术风格的狂热迷恋，而不是他们对中国哲学内涵的探求，但儒教中国对某些最辉煌的西方思想的自我反思却是一种理智的挑战。不幸的是，启蒙精神，特别是体现为19世纪欧洲中心论的启蒙精神，对中国及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现代国家的自我觉悟的影响一直受到破坏。 现代西方人的二分的思维方式（精神／物质，心灵／肉体，体力／脑力，神圣／世俗，创造者／创造物，上帝／人，主体／客体）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针锋相对的。培根的知识即力量及达尔文的以竞争求生存的论断告诉我们，启蒙精神同中国人头脑中所熟悉的任何一种思维类型都大相径庭，以致对华夏世界的诸方面均构成挑战。受浮士德式的探索、认识、开拓和控制的驱动，启蒙运动对工具理性的信念已在科学、技术、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建设、民主政治、法律制度、教育体制、多国合作以及军事装备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由于依据财富与强权而定义的国际游戏规则是通过炮舰外交强加给中国的，新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西化的不可避免性，从而投身到西化的运动中。 激励“五四”（1919）时期一代中国思想家把全盘西化鼓吹为文化生存的前提的那种紧迫感，是不辨方向和自我毁灭性的。有意识地选择侵蚀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并追循唯物主义救国道路的做法，把中国导向了革命的浪漫主义和民粹派信奉的唯科学主义。他们如此迫切地谋求采取行之有效的行为和取得立竿见影的后果，以致将精神生活置于边缘地位。其后果是几乎没有留下反复思考的余地，更不用说进行深刻的反思了。对哲学来说，这种结果是灾难性的。在这一点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远远比不上他们的印度伙伴。几个世纪的殖民地状态并没有摧垮印度人的精神支柱，而半殖民地的地位却促使中国知识界完全地或有选择地丢弃了所有代表中国灵魂的精神传统。我们只是刚刚开始看到一些表明中国思想家们正在从这种因内挤外压所导致的病态中逐渐康复的征象。 启蒙思想虽然精力无限且充满着创造欲，但因其漠视与人类相关的“神圣礼教”，忽略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自我修养，所以未能在眼前的事物中得到反映。前苏联的解体可能已经使中国人不再相信革命先驱们依照以阶级斗争求得普遍平等的战略而草率推进的那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然而，关于人是拥有不可异化的权利的理性动物并由其自身利益所驱动而在市场上获取最大利润的假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不是一种激励性的思想，也可算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思想。T. 帕森斯所理解的现代性之不可分割的三方面——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讨论中也很可能会赫然显现出来。启蒙精神在中国文化界内存在着，并且在起作用。 V.施瓦茨和李泽厚等学者在论述“五四”运动时认为， 在中国致力实现现代化的悲剧性历史中，首要的思想问题是救亡的民族感情掩盖了对启蒙运动进行深刻探索的需求，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可悲的后果使中国在向现代性迈进的征途上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曲折。可以作如下假设，即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协同努力受挫于谋求民族生存的炽烈愿望。结果，在中国的知识土壤上，自由、平等、理性及正当法律程序等启蒙思想生长和繁荣的时间太短，空间也太狭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在西欧和北美历经了几个世纪才得以确立，但是鼓吹西化的人们和实施现代化的人们试图依照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却只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不过，有些困难是因启蒙精神自身的含混不清造成的。在中国，鼓吹西化和现代化的人们，受到启蒙精神的陶冶，均以一种要把中国从她自己过去的封建、黑暗和落后中拯救出来的激情而投身于政治运动。 以权威主义的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为特色的中国家庭的痼疾受到现代中国一些笔触犀利、颇具影响的作家的彻底批判。巴金的小说《家》是“五四”时期反对传统习俗精神的代表作，它使人痛切地回想起儒家关于“家”的概念。从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而形成的现代意识的视角来观察，“家”实际上就是一个“牢笼”。它否认个人的基本权利，禁锢年轻人的创造精神。的确，儒家的家庭伦理，正如鲁迅以他充满义愤的战斗之笔所描绘的那样，无异于一种“陈腐说教”。这样一种陈旧的教育，非但不能使世界变得文明，还依稀带有噬食同类的味道，或借用鲁迅生动的语汇来说就是“吃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总体上是把矛头指向封建的过去，尤其是针对儒家的家庭制度。由此不难理解，即便是那些鼓吹复活儒家人文主义的人也承认儒家的家庭伦理是阻碍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提出把打破对家庭的绝对效忠作为复兴无所不包的儒家人文主义的前提。儒学思想家熊十分则直截了当地把家庭谴责为万恶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