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干部道德问题即官德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 “官”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有了。但他的内容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变化。在原始社会，氏族首领掌握着权力，官只不过是些保管主要档案的管理员。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了“官”字。西周时期，已形成了“文武百官”之说。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曾说：“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意思是说，国君死了，继承的君王三年不问政治，各部门的官员听命于宰相。 按照唯物史观的解释，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政治概念。在剥削阶级社会中，是剥削阶级国家中担任一定职务或享有一定特权的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对上，小官向大官直向全国最大的官一国君、皇帝负责；对下，统治人民。 在中国，历代比较有远见，对中国历史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皇帝或政治家、思想家，为了他们的利益和长治久安，为了防止官员腐败，一定意义上也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也极为重视“官德”问题。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周武王时，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阙”，即要求文武百官用箴言以诫武王过失。箴，就是规谏和告诫的意思。从历史材料看，唐以前官箴，主要是规谏君主皇帝；唐以后，官箴主要是针对文武百官。武则天认为文武百官也应该有一部指导自己言行的戒规即官德，于是组织人编写了《臣轨》一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同体（即君臣为一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五章，下卷则有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五章。武则天在该书序中说，编此书就是为了“发挥言行，熔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为臣下之准绳”。（注：见徐梓编注：《官箴》，第1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书成后，她自署其名，以示郑重。同时，她将此篇指定为贡举之士必学的材料之一。 宋、元时代，官箴有了一定的发展，吕本中、真德秀、张养浩等人，不仅是当时的名臣，而且是循良之吏的典范。他们对官吏道德都十分重视，并结合自己为官的经验教训，写了一些官箴书，在内容要求上都较过去有很大的提高。比如宋代吕本中在《官箴》中开宗明义就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注：见徐梓编注：《官箴》，第71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他提出的“清、慎、勤”三个字的为官之道，被后人称为“千古不可易”。后来的皇帝，有的还将此三字亲笔手书，赐给内外诸臣，以为勉励。又比如元代张养浩，曾先后作过县尹、监察御吏、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等要职。任职时曾著有《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等官箴，从正心修身、事上惠下、询访按行、审录推荐、用贤重民、远虑任怨等方方面面，规劝官吏要遵守官吏道德。他在《庙堂忠告》中的“修身第一”中说：“所谓善修自身者何？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则令名随焉……”。（注：见徐梓编注：《官箴》，第172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当然，他忠告的都是些封建道德。陈琏为张养浩作的上述三种官箴即为《三事忠告》汇编作序时说：“为政之道，载在六经子史，昭如日星”，《三事忠告》类目虽然繁多，大要其实只有三个：“曰忠、曰敬、曰仁而已”。（注：转引彭忠德、李正容编著：《居官警语》第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 明清时代，官箴书进一步成熟发展，而且数量剧增，内容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明代薛瑄，为官至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曾写《从政录》一篇，专论从政道德、清代郑端曾任康熙年间江苏巡抚，著有《政学录》等书。在《政学录》中对为官道德从各方面作了阐述；包括：初任事宜、日行规则、居官立政、四事箴、十害箴、戒石铭、事上接下等。清代石成金在他的《传家宝》第二集第八卷《谨身要法》中，对为官自修的十六个方面即：谨始、戒偏、立信、崇默、存仁、充量、习俭、力勤、寡交、远嫌、惩忿、守廉、勿炫、防骗、果断、保终等都作了详细地规定。清代汪辉祖曾为乾隆年间进士，授湖南宁远知县，政声卓著。他在《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等官箴中，结合自己经验对为官道德作了较系统总结。在他看来，为官之道就在于：律己以立品为先，佐人以尽心为尚，而俭为立品之基，勤为尽心之实，等等。 中国历代比较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什么十分重视官吏道德？究其原因，首先，是和他们的阶级统治及阶级利益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十分漫长，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斗争十分激烈，每一个朝代都经过了兴衰起伏发展的过程。中华历史悠悠1000年，夏商两周、春秋战国、秦皇汉武、三国群雄、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明清列主，数百位帝王，改朝换代，频频发生。在漫长激烈斗争的发展过程中，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得出了一个共识，即官吏道德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尚书·说命中》说：“惟治乱在庶官。”即国家的治乱在于各级官员是否有德称职。“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注：《左传·桓公二年》。）宋代哲学家陆九渊曾说：“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诸侯有德，能保其国”。（注：《陆九渊集》，第二十二卷。）相反，“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注：《孟子·离娄》上。）其次，和官吏注重自己的名分有关。古人作官，相当一部分人想立功、立德、立言，扬名声，显父母。当然，也不乏有为民众、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因此，他们为了在官场立足存身，熟练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也需要从官箴中吸取经验教训，用官箴中规定的官吏道德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言行。 从上可见，中国古代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重视官吏道德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的。但是，由于他们受阶级的和历史的限制，由于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局限，在他们的官箴中对官德的要求等，往往是瑕瑜共存、糟粕和精华混杂，既有严以律己、上进为民、强调为官责任的一面，同时，也有封建忠君、明哲保身、自私消极的一面。同时，他们把官吏道德看作是国家兴亡的根本，也夸大了道德、官吏道德的决定作用，具有道德决定论和英雄吏观的倾向；但是，他们高度重视道德和官吏道德对国家安危兴衰、长治久安作用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