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2529（1999）04-0041-10 西方传统伦理思想也有着自己所特有的“义利之辨”，一部西方传统伦理思想史，从道德思考和伦理学研究的主导线索来看，是紧紧地围绕着道德与利益、美德与幸福、利己与利他问题而展开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诸多学派或学者不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必然在自己的伦理学说中这样或那样地涉足于“义利之辨”，形成着自己的“义利观”或伦理价值学说。 一、西方文明的特殊路径 西方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辨”与西方社会的历史条件、文明路径密切相关，要探讨西方“义利之辨”的特殊性，必须首先揭示西方世界进入文明的特殊路径及其社会变迁的特殊历史条件。 与中国“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文明路径亦即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的家国同构路径相比较，西方进入文明世界走的是一条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亦即是一条“人惟求新，器惟求新”的革命路线，或者说西方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是通过一系列的变革打破旧的氏族统治的体系，用地域性的国家代替血缘性的氏族，用个人本位的社会代替家族本位的氏族，从而用政治性的国家统治代替家族式的血缘统治。西方社会进入文明的路径是从家庭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奠基于充分发展的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它剪断了血缘家族关系的脐带，使得家和国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家庭成员之间也因其私产的发展不存在强固的依赖性，因此个人对于家庭对于国家来说均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个人与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的矛盾，城邦的建立在民主制与贵族制或寡头专制之间转换，并由此形成和发展起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 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 希腊社会经历了自己的黑暗时代，即从衰亡的迈锡尼文明向尚未诞生的希腊文明的过渡时期。在黑暗时代的初期，希腊部落从大陆移向爱琴海诸岛以及小亚细亚沿岸，其中一支被称为多里安的部落深入到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随后在那里建立起了斯巴达城邦国家，另一支被称为爱奥尼亚的部落定居在阿提卡，并建立起雅典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作为古希腊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本质上是不隶属于希腊本土的独立自治的移民国家。为缓解土地匮乏和人口过剩的危机，他们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和工商业，使城市化进程得以加快，并产生了大量的私营工商业主或商人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商人阶层向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发出挑战，使贵族阶层与工商业阶层的矛盾日趋激化。希腊城邦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国王统治（君主政治），拥有土地的贵族统治（寡头政治），由夺取权力的个人统治（僭主政治）和人民治理国家（民主政治）。公元前592年， 梭伦从整个雅典城邦的利益出发进行改革，把正义从宗教范畴内抽象出来而赋予它以世俗的基础，允许各阶层的自由人旁听公民大会，并使公民大会成为有权通过或否决四百人会议所提出的法令的政权组织形式，选举那些富有的平民担任城邦最高职务，从而开创了雅典从贵族寡头政治向民主城邦过渡的局面。公元前527年僭主庇西特拉图逝世后， 克利斯梯尼以重新划分选区的创造性方法结束了长期以来贵族集团为争取城邦最高职位而互相倾轧的状况，建立起了维护工商业者和大多数自由民利益为宗旨的民主政体，用对整个城邦的忠诚替代传统的对部落或氏族的忠顺。波斯战争之后，雅典城邦实行直接民主制度，公民自己而不是通过推选代表来制订法律，在吸收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每年约40次的公民大会上，雅典人就城邦的重大问题进行辩论和投票，最下层的鞋匠和最富有的贵族同样享有在议会表态、投票和任职的权力。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制发展到顶峰，希腊文明也进入到它最辉煌的时代。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不无自豪地谈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公众生活，人人都可以参加；私人交往，人与人之间没有互相猜疑。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城邦既崇尚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又强调尊重法律和维护城邦的整体利益，把城邦国家视作道德团体和利益共同体。与雅典民主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整个社会形成了崇尚个人自主自立和追求个性自由的希腊民族精神。在雅典，城邦与个人的关系既相对独立又较为自由，诚如黑格尔所说：“只有人类在这里才这样表示着他的无拘无束的人性里的一切，靠这种表示来证实自己，来获得承认。个性原则构成了希腊精神的基本性质，各个人都保持他自己的地位，专注于个性的发展要表现他们自己，并且要在表现中找着快乐。”（注：黑格尔.历史哲学[M].三联书店，1956.356.）这种崇尚个性的精神造就了雅典城邦的高度文明。当然，这种专注于个性发展的雅典文明也有其自身的弊端，即没有意识到城邦对个人生活的意义，或者说意识到了但还很不够，不能使城邦结成为一个坚强的整体，足以抵挡外来的侵入。所以后来雅典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被斯巴达所征服。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比多数希腊城邦更深入内陆的斯巴达于公元前8 世纪用武力征服伯罗奔撒半岛的领邦包括美塞尼亚。斯巴达人没有按传统的希腊方式将战败的美塞尼亚人卖往外国，而是留下作为奴隶使用。这些奴隶为城邦所有而不属于任何个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斯巴达人练习军事，孔武尚勇，并强调严格的纪律和对城邦的忠诚。他们被灌输为国家服务的思想，从而使斯巴达一跃而为军事强国，最终击败了雅典，而成为希腊霸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马文·佩里主编的《西方文明史》写道：“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对自由的观念不同。对斯巴达人来说，自由意味着保持国家的独立；要实现这一压倒一切的目标，就必须要求秩序、纪律和军事化。雅典人也要求保护城邦不受敌人侵略，但与斯巴达人不同，他们珍惜个人自由，同时追求个性的充分发挥和完善。”（注：（美）马文·佩利.西方文明史（上卷）[M].商务印书馆， 1993.73.）雅典和斯巴达代表了古希腊文明的两极，即强调个人独立、自由的个体主义与重视国家利益、尊严的整体主义，它们之间既相互斗争、彼此相抗，又同时存在，互有消长。以后西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都受到雅典精神和斯巴达精神的深刻影响。罗马时期也是这样。罗马人最先是靠整体主义和军国主义征服世界，而后是以个体主义和享乐主义走向衰亡。罗马之所以能征服意大利，征服希腊，主要应该归功于罗马人的整体主义观念和卓越的军事组织及军纪。作为一个整体当中的一员去作战，增强了罗马士兵的勇气和信心，因为他知道他的伙伴们将与他并肩作战。擅离职守或逃离战场的罗马士兵要受处罚，被视为可耻，这种折磨比起面对敌人来更为可怕。而且，给予荣誉和嘉奖的承诺也激励着罗马战士去勇敢作战。“在罗马大步朝帝国迈进的时候，罗马的所有阶层在对外战争中都表现出一种极其动人的公民的精神。随着迦太基和马其顿不再对罗马造成威胁，这种合作就退化了。当罗马的统治目标由先前对异邦敌人逐渐向内转向对罗马同胞时，内部纷争致使罗马分裂，内战取代了对外战争。……并且，对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争夺压倒了公民的爱国主义。那些没有土地、为贫穷和失业所折磨的民众收回了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注：（美）马文·佩利.西方文明史[M].167.）相当多的罗马人陷入了极度的精神苦闷和痛苦之中，他们醉心金钱物欲的追求和感官的享乐，并且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残暴贪婪，惶惶然不可终日，物欲的享乐金钱的追求并不能填补内心的空虚和绝望，于是他们纷纷从东方宗教寻求精神慰藉，使得东方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在罗马国土上迅速传播。 公元2世纪期间，希腊——罗马文明丧失了它富有创造性的活力，让位给蓬勃发展的基督教。人们发现尘世间的事不再是有目的有意义的，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来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