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在怀疑、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学、文字、艺术、思想、国民性格这样一种文化气氛中，伦理文化也作为关系人们社会生活和个人自由幸福的大事，引起思想界的广泛关注与探讨，进而引发了伦理文化的论战与变革。 一 五四时期伦理文化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自由的伦理观、男女平等的伦理观和性伦进化的伦理观上。 婚姻自由的伦理观提倡：（1）自由恋爱。 主张结婚要以恋爱为基础，认为爱情与婚姻之间如“光色之与绘画，节奏之与音乐”（注：《陈望道文集》第1卷，1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必须同时存在，失去一方，双方皆亡。（2）自由结婚。 婚姻要“完全凭着男女两人自由的意志，互相结合”（注：汉胄：《对于一个男女结合宣布式的谈话》，《觉悟》1921年6月7日。），反对他人从中干涉，废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3）自由离婚。“在现社会内， 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一样的很重要。”（注：《陈望道文集》第1卷，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既然要自由结婚， 就该要求自由离婚！不然岂不是未结婚时要自由，结婚了便不要自由了吗？这样，还可以说是一个爱自由者吗？”（注：《陈望道文集》第1卷，2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要“救济中国现行‘吃人的婚制’下无爱情的夫妇”，“‘离婚’就是挽回你们性命、幸福的神”（注：崔溥：《救济无爱情的夫妇唯一的方法：离婚》，《共进》1920年4 月15日。）。（4）自由再嫁。认为寡妇再嫁问题， 完全是“一个个人问题”，要按本人的意愿去办，万不能“为了褒奖条例，为了贞节牌坊”（注：陆秋心：《婚姻问题的三个时期》，《新妇女》第2卷第2 号， 1920年4月15日。）而断了再嫁的念头。 男女平等的伦理观提倡：（1）教育平等。 戊戌和民初就有人提出女子应有受教育的权利，在此基础上，五四时期又有人提出了“大学开放女禁”和“中学男女同校”的主张。蔡元培说，欧美大学无不男女并收，北京大学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注：《中华新报》，1920年1月1号。）。为使女子中学毕业后能直接报考大学，有人主张要中学男女同校（注：徐植仁：《我对于中学男女同校的主张》，《觉悟》1921年12月29日。）。（2）参政平等。五四时期进步人士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的女权学说，认为妇女参政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先导，并向女界呼吁：“我国二万万女同胞聪明不比男人弱，已醒的，别要再睡，未曾醒的，快快醒起来。共同研究自身切己的问题吧！怎样组织？怎样进行？必定要达到女子参政的目的才止。”（注：苏宗武：《我国女子参政问题》，《新中国》第2卷第6号，1920年6月15日。） 性伦进化的伦理观提倡：（1）男女社交公开。 “社交公开是使女子取得社会上地位的第一步”（注：东荪：《妇女问题杂评》，《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8号，1919年12月15日。）。胡适说，男女社交公开，可以“渐渐的把男女的界限都消灭了，把男女的形迹也都忘记了。这种‘忘形’的男女交际，是增进青年男女自治能力的唯一方法”（注：胡适：《论女子为强暴所污》，《胡适文存》第1集卷4，（台）远东图书公司1983年版，650页。）。这种“忘形”的男女交际， 是相互视为“人”的平等交际，是对“男女有别”的封建道德的否定。（2 ）反对封建贞操观。主张“一、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二、失身的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平心而论，她损失了什么？不过是生理上，肢体上一点变态罢了！正如我们无意中砍伤了一只手，或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或是被汽车碰伤了一根骨头。社会上的人应该怜惜她，不应该轻视她。……三、娶一个被污了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什么分别？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当敬重他”（注：胡适：《论女子为强暴所污》，《胡适文存》第1集卷4，（台）远东图书公司1983年版，650页。）。（3）主张生育节制。为了母子的身体健康，为了孩子的教育，为了不使生活水平下降，有人提出了生育节制的主张；认为生育不加节制，小则损害个人的身心健康，大则危及种族的存亡。（4）主张性教育。张竞生在其《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中说：“性教育一问题关系于人生比什么科学与艺术更大。……性教育是一种必要的教育，又是极严重的教育……性教育的公开研究岂不胜于道学先生的一味不说与压抑为能事，以致少年于暗中愚昧无知地一味去乱为吗？性譬如水，你怕人沉溺么，你就告诉他水的道理与教他会游泳。”这里以水喻性，用学游泳喻性教育，深入浅出地表达了性教育的重要意义。 五四时期，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国人为了摆脱封建文化的压抑和束缚，开始全面深刻地反省萦绕自身的伦理文化，并提出了反叛传统的伦理文化观。然而，站在时代进步潮头的先进分子还是少数人，缠绵于传统文化的人还很多，而且有些人习惯于以往的思维定势，习惯于在既定的伦理框架中生活，所以他们对新的伦理文化观不但不能接受，反而极力反对，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场关于新旧伦理文化的大论战。 二 五四时期关于伦理文化的大论战，与东西方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不同，它是以多角度、多层面、多热点、广泛而不集中为特点的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涉及形式与内容的论战、动机与效果的论战、审美与功利的论战和个人利害与民族存亡的论战。然而，这场论战无论涉及到多少方面和领域，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双方都以维护“性道德”为武器，并希望以此最终实现战胜对方的目的。由于双方都以“性道德”的辩护士自居，所以五四时期伦理文化论战的方方面面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