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放弃长达14年之久的国际金融联系汇率制而采用浮动汇率制，即比率不固定。一时间泰铢贬值、外资拆逃、企业倒闭、银行破产、通胀加剧，由泡沫经济导致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而后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日本纷纷受到冲击。昔日的“亚洲奇迹”倾刻间毁于一旦。 这一事件不仅引起了国内外政界和经济学界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舆论界及思想文化界的深思。一种倾向认为，近十多年来，以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迅速发展，与其相应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这就是以儒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思想和主流文化，形成了儒文化与资本家完美“嫁接”的“东亚经济模式”。而今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暴露了诸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基础，同时也预示着儒家文化在后工业社会已失去了部分存在价值，更不足以担当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重任。另一种倾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思想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完全可能有不同的文化。如韩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但现在韩国拥有大量天主教徒；日本虽不能说真正“脱亚入欧”，但与明治维新前毕竟有天壤之别。因此，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儒文化的关注有不同的兴奋点和认识差，不能不加分析全盘否定。综观上述观点，笔者认为，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发展不能仅用一种解释来说明，也不能仅从一个方面去解释。同样，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也必然是众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儒学作为东亚地区的主流文化是否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源，抑或又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尚须作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亚洲奇迹”与儒文化的海外传播 近年来，不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增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试图解释其中的原因和动力。许多人套用韦伯的理论，认为儒文化是东南亚经济振兴的精神源泉。有些人甚至认为儒学或新儒哲学是这些社会包括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现代化的成功之母。然而不应忘记，我们所面对的是多因素、多维度的多种经济现象的总和，其发展过程是多阶段多层面的。同时，我们还应考虑个体层面和政府的集体层面的无形的决定和策略。 “亚洲奇迹”的出现是近50年的事。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兴起引起了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7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再次促使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东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名列前茅。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资料，世界经济增长速度50～60年代为4.8%，70年代为3.4%，80年代为2.9%，而亚洲“四小龙”的增长率分别为9.3%、9.2%、7.9%， 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雄踞世界榜首。进入90年代以来，“四小龙”的经济增长虽有所下降，但仍以绝对优势领先世界。 第二，国民经济规模迅速扩大。1990年，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1965年经济起飞初期增长78.8倍、54倍、35.7倍、27.8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加43.2倍、33.9倍、15.7 倍和20.4倍。1965～199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香港为6.2%，韩国为7.1%，新加坡为6.5%，台湾的增长速度也大体如此。1991 年“四小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又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其中香港为14102美元， 新加坡为14210美元，台湾和韩国分别为8685美元和6498美元。1996 年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对外贸易数量急剧增加。几十年来，“四小龙”主要是依靠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来取得经济发展，因此，它们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得到了快速增长，其出口在世界总出口额中所占的比率，1970年为2.2%，1980年为3.8%，1989年为8.0%，居世界第四位。 继亚洲“四小龙”之后，东盟成为崭露头角的新秀（即东南亚国家联盟，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60年代开始，东盟各国就表现出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趋势。东盟在经济上的业绩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1989年10月，世界经济合作组织把泰国和马来西亚与亚洲“四小龙”并称为“有活力的亚洲经济群体”。 80年代起，整个西方世界笼罩在一片惨淡的经济阴霾之中，唯独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贸一枝独秀，欣欣向荣，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不景气形成了鲜明对照。于是，“亚洲奇迹”一时被普遍看成是一种在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以外最为成功、也是唯一成功的东方模式和典范。而这种成功模式的精神动源则被认为是儒家文化。于是儒学便成了不是宗教的宗教，孔子就成了不是教主的教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儒学的确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基督教相比，它所具有的鲜明的现世性，使它总是在与特定现实的紧密关联中生存和发展，它的某种关涉于人之价值源泉的终极关怀，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相当程度上充任了中国文化“宗教性”的角色。而这种宗教特色的文化随着人口的迁移，文化的流动，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和渗透。如中朝间的交流，在《战国策》、《山海经》、《史记》中早有记载。儒家学说的典籍几乎全都在朝鲜流传，甚至被定为“国学”，忠孝思想逐渐融入朝鲜民族的“新罗精神”。在日本，公元七世纪的大化革新，实为全盘唐化，其政治制度、地方建制、农工赋税、文字学术、宗教信仰，甚至衣冠文物，尽以中国为典范。日本遣唐使延续260余年之久，不懈地倡导儒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纲常名教等思想观念，为日本后世社会发展打下了深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