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

作 者:
陈钧 

作者简介:
陈钧(1940-),男,广东化州市人,湖北大学教授。湖北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原文出处: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本文对经济伦理的概念进行了阐释与界定,尔后对经济行为与伦理规范实现互动与整合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文章着重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确立的经济伦理体系的框架。这是当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健康有序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1999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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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F723;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4799(1999)03-0016-0021

      经济伦理是探讨人们如何运用特定的伦理道德原则去指导、规范群体或个体的经济行为的学科。它的实质性内涵是探讨经济发展背后的伦理动因。经济行为是伦理原则的实践源泉和载体,伦理原则是经济行为的价值导向和目标。经济行为需要伦理的启动与疏导,伦理原则则呼唤经济行为的支撑与充实。没有伦理规范,经济行为只不过是一种低层次的劳作;没有经济伦理的铺垫,伦理原则只能是徒劳的劝谕。利益是经济的人追逐的猎物。人格是道德的人寻求的目标。利益的最大化与人格的理想建构应该实现有机的整合。因为无休止地追逐利益,其结果必将是物欲横流,经济犯罪愈演愈烈,拜金主义吞噬一切,人沦为精神乞丐。因此,在经济行为的背后,除有政策规范外,还必须有伦理原则的救赎与扶正。同样,伦理原则也不能孤芳自赏,空洞的伦理说教只会导致人们放弃积极的物质创造,道德的人又会沦为生活乞丐,甚至背叛道德。因此,实现经济行为与伦理原则的互动整合,就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合理和必须,成为人类健康向上的内在要求。

      但是,经济发展和伦理进步之间常常存在着差异,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经济体制、分配方式、利益主体的变化使人们的价值取向趋于功利化,以至产生道德心态的扭曲、道德评价的错位。人们重视追求物质利益,淡漠或漠视道德。我国目前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需要建立与之适应的经济法规,还需要新的富有时代感和生命力的人文精神。在经济体制转型的今天,如何界说新的伦理规范,如何用新的伦理原则去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实现经济与伦理的同步发展,这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应该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一、倡导正确的劳动——财富观

      勤劳敬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具有世界性的经济伦理。如西方新教伦理所提倡的劳动天职观,佛教中的勤勉,还有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工作伦理等等。深受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信奉马克思主义,这样双重文化效应使勤劳敬业的精神自然成为中国的经济伦理。每一位有正当职业的劳动者都应将此作为其道德操守,并使之成为普遍的社会经济心态,成为言之有物、可操作的道德力量。勤劳敬业的伦理精神涵盖三个方面:一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二是热爱劳动、恪尽职守;三是勇于创新、富于进取。三者构成我们的民族精神,时代价值内核,这是市场经济所呼唤的工作动力源。

      但是,如果缺少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还不足以展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财富观。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不劳动者不得食仍然是一条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标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是否坚持这个主体,关系到劳动——财富观的道德取向,进而影响到勤劳敬业的有效性。

      进入90年代后,中国出现炒股票热、炒房地产热。这股热浪潜藏着鄙视劳动、投机发财的病态心理,极容易把经济引向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亚洲“四小龙”的教训足以为戒,如韩国汉城大学李珏范教授撰文指出,韩国一些不劳而获投机行为致命地打击了劳动阶层的积极性,严重破坏了社会职业伦理道德(注:李珏范:《如何医治‘韩国病’?》,《参考消息》,1992-9-17。)。80 年代后期,台湾人玩弄金钱游戏,投机敛财,以致艰苦创业的意志消蚀殆尽,腐败挥霍之风盛行(注:《孙运璇谈:台湾经济起飞是团队运作的结果》,《改革》,1993(6)。)。 中国社会科学院朱绍文教授提醒人们,这种“炒作”热如果放任下去,“恐怕市场还未建立,‘泡沫经济’已经泛滥成灾,必将淹没一切从事劳动生产,创造真实财富的社会经济秩序,也必将难以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其患无穷”(注:朱绍文:《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及其教训》,《改革》,1993(4)。)。 当然关键不是用行政手段取消或压抑这些市场,而是重在提倡勤劳敬业精神,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积极诱导其向良性市场过渡。

      邓小平发展了经典作家的经济伦理思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提出“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第142页。),“勤劳致富是正当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3页。)。可见,先发展起来离不开按劳分配的道德原则,离不开勤劳敬业的工作态度。不仅如此,邓小平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经济伦理,“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11页。)。这样就把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使之成为新时期劳动——财富观的合理内涵。从经济伦理的角度看,共同富裕有两层伦理内涵:其一,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其二,共同富裕并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道德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先富起来的构想旨在打破平均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只有坚持按劳分配才能真正打破“大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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