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涉及的研究，是以儒商为切入点，探究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所可能发挥的作用。现代社会的特征很多，但最基本的一点，就是韦伯（Max Weber）所指的“理性化”过程，或者说是“工具理性”发达。所谓“工具理性”，顾名思义，即只讲手段，不问目标。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不管目标是什么，只要目标既定，就能提供达到这个目标的最佳手段。战场与商场是工具理性最易显彰的地方，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目标已定，而且确实无疑。前者的目标是胜利，后者则为了赚钱，同样是充满竞争气味的制胜处境，或者说是弱肉强食的“赛场”（乔，1995）。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发达，人类控制、驾御客观环境的能力增强，生产水平大幅提高，物质生活显著改善。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威力所向披靡，无所不至，以致人类一些基本价值倍受蹂躏，特别是传统上赖以凝聚社会的力量分崩离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 哈贝玛斯（Jurgen Habermas）继承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ort School）的传统，力批工具理性，认定此乃扭曲了的理性， 是现代社会许多罪恶的主要源头（Bernstein,1985,6 ）。 他提出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旨在填补工具理性的不足， 使现代人由单方考虑的成功导向转到双方协调的沟通导向，在日常生活世界重新建立饱受工具理性摧残的团结基础。按照哈贝玛斯的分析，在蕴藏工具理性的“体制”（system）壮大并取得支配地位之前，人在日常生活世界的行动由共识（consensus）来协调， 此共识一方面通过沟通而达致，另方面则由规范所制约（Habermas,1987,150）。由此可见， 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不能撇开规范道德而单靠沟通理性来解决。 这正是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可以发挥所长之处。在协调日常生活世界的行动方面，孔子的学说刚好补哈贝玛斯的不足。他与苏格拉底不同，并不重视辩论和沟通，对沟通技巧甚至有蔑视的倾向（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也未尝就沟通理性的问题有所论述。当然，哈贝玛斯也讲伦理和规范，但大抵还是环绕着“沟通”这个主题而展开，与孔子的关注截然不同，也可以说是互相补充。孔子创教立说，无非是针对当时社会工具理性横肆、动乱频仍的情况，在规范共认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建立社会秩序的学说，也就是日后所指的儒家思想（张，1989）。儒家伦理千条万条，但归根究底，不外是日常生活世界里头的做人道理，教人和谐共处、秉正不阿，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岂不是抵御工具理性泛滥的价值泉源么？我们关注现代人的儒家价值观，正是基于上述考虑。 到目前为止，有关儒商的论述大抵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是比较严谨的学术研究，对象主要是历史人物（余，1987,1996,1997； 马 ，1995；Lufrano,1997）。这类研究有个局限，就是当事人已经逝世，只能在留下来的文字上下功夫。资料比较详尽的，譬如有关张謇（1853—1926）、经元善（1841—1903）等人的记载，也只能显示他们的儒家价值观和活动概况。究竟他们如何经商，在面对义利冲突时怎样调处，乃至于内心有无出现挣扎，则往往语焉不详，甚至完全没有史实可稽。第二类以在世的儒商为对象，一般由文人或商家执笔，作传记式的描述（潘、汪，1995,1996；潘，1996）。 至于从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研究的，尚未见到，是以本文所做的，也算是个新的开端。 我们以“儒商”为了解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切入点，正因为在他们身上，工具理性与道德价值这两股力量相遇。如前所述，商场与战场是工具理性当道的地方，如果在这里活动的人也能秉持个人操守，其他人自然也不会有多大问题。换言之，我们的研究策略是找寻象商场这样趋近道德真空的“极端处境”，看看能否依然找到一丝一毫的道德遗痕，藉以检视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是否真的无坚不摧。 “儒商”一词，在最近十多年才流行起来。明清时期的文献，称为“儒贾”。用字不同，其义则一。所谓儒商，就是亦儒亦商。“儒”字有两个含义：一指思想价值体系；二是职业社群，即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是社会的价值主流，人的思想，乃至于一举手、一投足，很难不受儒家伦理所薰陶。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所以“儒”的两个含义可以混而不分。即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总会抱持儒家的价值观念。但自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儒家思想已经失去了社会价值主流的地位，“儒”字的两个含义开始脱钩。我们不能假定当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怀抱儒家价值的人。 我们的研究目标既然是探究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所可能发挥的作用，所以赋予“儒商”一词的定义，就专指怀抱儒家价值的商人或企业家，而非时下一般所采用的“既是文人，亦是商人”，或者是知识分子商人（潘，1995）。严格来说，在深入访谈以前，我们无法确定某人是否怀抱儒家价值，因此选择研究对象时，只好从最低定义出发，就是除了在商言商之外，还有另外一套价值标准的商人或企业家。到目前为止，通过相熟及友好人士的引荐，我们总共访问了40位属于这个类别的人，其中8位在香港，4位在台北，曲阜、台中、台南、高雄、深圳各1位， 上海5位，无锡3位，南京8位，广州2位，新加坡2位，吉隆坡3位。他们的业务涵盖范围广阔，有航运、化工、饮食、旅店、房地产、市场调查、制衣、酿酒、棉织、金融、家具、电脑、电力、电子、汽车零件、出版、书店、玩具制造、贩卖玉器、钢铁、药材、建筑、广告、形象设计、音乐制作、百货等。从规模来看，小至一人经营，大至三千员工、业务分布全球的企业。自性质言之，有国营、私营，甚至产权不大清楚的乡镇企业。此外，我们还访问了7位在这些企业工作的雇员， 包括高层的副总经理、人事主任，乃至低层的仓务员和营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