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他关于友爱的理论一直只受到很少的关注和讨论。（注：对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学习者与研究者来说，这是人所共知的。迄今为止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理论只有比较少的讨论。西方学者中较为重要的讨论有：W.D.Ross（罗斯）《亚里士多德》（王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 章“友爱”一节； B. A. W.Russell（罗素）《哲学史》第1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0章“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一段专门的评论；J. O.Urmson（厄姆森）在Aristotle's Ethics （Blackwell,1988）第9章中的一段专门的讨论；W.F.R.Hardie（哈迪）的Aristotle's EthicalTheory （Clarendon,1968）第15章； G. Percival （珀西瓦尔）的Aristotle on Friendship（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0）“导言”；A.W.Price（普赖斯）的专著Love and Friendship in Platoand Aristotle （Clarendon,1989）。近年来西方学者中研究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的最重要的论文有J.M.Cooper的“Aristotle on the Formsof Friendship”（Review on Metaphysics 20 [1976/77]），这篇文章的改写文本收在R.M.Rorty 编辑的Essays on Aristotle's Eth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中；W.W.Fortenbaugh的“Arsitotle's Analysis of Friendship”（Phronesis 20[1975]），和A.D.M.Walker的“Aristotle's Account on Friendship in the Nicomachean Ethics”（Phronesis 24[1979]）。 中国学者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的比较重要的讨论有：严群《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8章； 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章第3节；黄藿《理性、德性与幸福——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研究》（学生书局，1997年）第5章，等。 ）这也许有些不公平。一方面是因为，在他的伦理学讨论中，他对于友爱的讨论占有最大的篇幅。在较早些的五卷本的《欧台谟伦理学》中，有一卷专论友爱；在十卷本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两卷专门讨论友爱。这足以表明，亚里士多德在著述伦理学时，对友爱问题是非常关注的。他不仅非常关注友爱的问题，而且对于它的讨论达到了对所有其他主题的讨论所未见的精致程度。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部分讨论在他的伦理学讨论中非常重要，因为只是在对友爱问题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才把伦理学讨论的情趣转到对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我们甚至有理由说，如果略去这部分讨论，他的伦理学讨论就是不完全的或没有最后完成的。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没有引起过相应的关注与讨论呢？依罗斯（W.D.Ross）的看法，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也许也是他同时代的希腊人——使用友爱（ψτλτα）的方式太过广泛，不仅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朋友关系，而且包括任何两个人之间的任何相互吸引的关系，这种讨论友爱的方式显然是近代以来的人们所不熟悉的。（参见Ross：《亚里士多德》，第253页）库珀（J.M.Cooper）也持相似的看法， 认为由于自近代以来友爱主要被看作个人自由地加入的关系，人们倾向于忽略亚里士多德把友爱置于人的幸福的框架之内的努力，或者把这种努力看作是历史上的趣事。（Cooper," Aristotle on the Forms of Friendship",in Review of Metaphysics 20〔1976/77〕,p.619.）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说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理论受到忽视的原因，而在于探讨亚里士多德对友爱问题的讨论或他的友爱论同他的整个伦理学讨论的主要的联系。因为厘清了这种联系的一些主要的方面，我们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亚里士多德何以在他的伦理学著作中以那样大的篇幅讨论友爱问题，从而就可能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有更清楚的整体的概观。由于我已在其他地方说明了友爱的概念与希腊的历史生活的联系，我在此处的目的就只限于说明亚里士多德对友爱的讨论与他的整个伦理学讨论的理论上的联系。 一、友爱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重要主题 对于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伦理学讨论的最大部分给予了对友爱问题的讨论这件事，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把它看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偶然的安排。在一部像《尼各马可伦理学》这样比较严谨的、基本上是纲要式的伦理学著作中，这样的安排不会是粗心所导致的结果。而且，如果考虑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始终关注论题的系统性与逻辑关系这一风格，我们就更不会得出那种结论。 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要以这样大的篇幅来讨论友爱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是那个时代的希腊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因而也是那个时代的伦理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但是在作这样的回答的同时，我们也不希望把这一回答简单化。比较完整的回答是，这一问题既是在那个时代具有突出重要性的问题，也是伦理学讨论本身的重要问题。任何一个时代的生活主题，如果它是以理论的、哲学的方式对待的，它也就具有了理论的意义。希腊生活中的友爱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已丧失盟主的地位，雅典民主制开始衰落，城邦内部开始显露各种危机。为了挽救雅典的式微趋势，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提出了理想的城邦的概念。有好的城邦，也有坏的城邦。好的城邦不止是存在，而且是为其公民的好的生活而存在。只有好的城邦才能造成全体公民的高尚[高贵]的幸福生活。（《政治学》，1260b29，1280a30—31）就像任何一个共同体都是由其成员之间的友爱维系的一样，城邦是由其公民间的友爱维系的。但是，像“野蛮人”、奴隶和小孩子那样的友爱不能支持一个好的城邦。所以，造成好的城邦的第一位的问题是造成好的公民。因为正确的、好的友爱只是好的公民之间的友爱。（参见《政治学》，1253a32—39， 1275a14，1284a1—3，1293b3—6）这是从苏格拉底， 特别是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共同的主题。 柏拉图对友爱或爱的探讨（关于柏拉图对友爱或爱的讨论的主要观点，我在《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引论”第3 节中作了论述）是亚里士多德的讨论的主要理论背景。友爱与爱存在联系，友爱自身不属于理智的范围而与感情事务相关，友爱有正确的与错误的分别，这些主题都在亚里士多德的讨论中继续。但是我们将看到，这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一个相当狭小的框架，因为所有论点都是被柏拉图“型式”论的框架框住的。爱与友爱是简单同一的。友爱或爱只朝一个单独的方向被展开，即它激起我们的灵魂对唯一的、永恒的美的型式的回忆。这个美的型式（即“一”）最终判定着友爱或爱，对它的回忆的知识和对这知识（理智）的爱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朝向错误方向的友爱或爱简单地说并不是爱。而且，柏拉图关于好人因在德性上是自足的而不能互有助益的看法，还似乎直接否认了正确的友爱的可能性。这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是在跨出型式论的框架时必须丢掉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在《李斯篇》、《会饮篇》和《斐德罗篇》中把友爱与爱直接等同起来的观点。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柏拉图所讨论的爱者与爱人的爱或友爱只是友爱的一个特例， 是感情的过度状态的例证。 （《尼各马可伦理学》， 1158a13—14 ）亚里士多德早期的“情爱篇”残篇的一段话最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