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是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现代化研究中所讨论的“文化”或“传统文化”，主要指伦理价值观念。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行为方式，从而影响现代化进程，而“文化”的其他内容（如文学、艺术、文物等）则与现代化没有这样直接的关系。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们在自己的理论遇到困难时，就转向求助于伦理的解释或转向研究伦理问题。 现代化进程中伦理道德问题十分复杂，人们却习惯于对它作直观的理解。比如，许多学者一谈到“腐败”，便提出“道德教育”的方案，认为只要发生一次伦理观念上的变革，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种简单化的认识更经常出现在文化学派的现代化研究中。典型的例子是大量关于东亚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几乎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学术界以往对“东亚文化”的研究集中在“儒教伦理”上，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具有倾向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50年代到60年代，主要的倾向是批评儒学。“韦伯学派”是突出的代表。这个学派认为，儒教伦理由于赞扬历史、崇尚过去、反对商业、反对私利等特征，而与现代化格格不入，是阻碍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注：“韦伯学派”以赖特、雅科布等人为代表，其观点与韦伯本人的思想并不相同。韦伯对儒教的论述留有许多余地，而“韦伯学派”对儒学则基本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第二个阶段大致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70年代中后期，随着东亚的经济崛起而兴起了“新文化学派”。新文化学派修正了韦伯学派的观点，重新估价儒学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新文化学派内部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有“新儒家伦理”派，认为对东亚现代化起作用的不是传统的儒教伦理，而是变化了的儒教伦理；有“民间伦理”派，认为对东亚现代化起了积极作用的是“民间伦理”而不是“正统思想”或“精英价值体系”；还有“全盘肯定”派，认为儒教思想带来的“组织机构的精神特征”推动了东亚的商业繁荣，而不只是某一部分伦理因素起了作用（注：“新儒家伦理”派以Herman Kahn和杜维明为代表； “民间伦理”派以Peter L.Berger和水秉和等人为代表；Gilbert Rozman 在谈到出口竞争力时，则对儒教伦理持全盘肯定的态度。）。 第三个阶段是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之后。鉴于日本、韩国深深卷入危机，香港、台湾、新加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升温中的“东亚热”突然冷却，一些学者又开始批评东亚文化，比如指责东亚的“家长制作风”和“团队精神”阻碍了社会创新，等等。 上述三个阶段说明，以往研究的总的倾向是根据一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来评论文化，经济发展状况好了便赞扬文化，经济出了问题便批评文化。这样的研究只能导致认识和文化决策上的错误。因为，各种观点尽管不同，但潜在工具效用是一样的：或者可以作为发动“精神革命”或“思想运动”的支持，或者在制造一个myth使人们感情激动而理智迷失。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只能走向认识的歧途。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对这种复杂性作深入的学术探讨，就很难有真知灼见，尽管这个话题有点激动人心并且谁都可以发表意见。 二.传统伦理的相对不变性或相对独立性 同样一个伦理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这就是传统伦理的可延续性或相对不变性。可以将社会要素分为四个主要的层面或系统： A：真、善、美大文化系统：变化缓慢或相对不变的系统 B.政治制度：变化的系统 C.社会与经济的组织：变化的系统 D：社会个体：选择系统 在这四个层面中，最高的层面即“真、善、美大文化系统”是人类社会的知识系统：“真”是由关于社会与自然的科学知识所组成，“善”由道德的知识所组成，“美”是由艺术审美的知识所组成。由于“知识”的可积累特征，大文化大系统的变化就是数量的增加。对于社会个体来说，可能出现知识减少或倒退现象，但对于社会群体来说，知识只可积累而不可减少。伦理规范属于大文化系统，它与“真”和“美”互相影响和渗透，构成大文化系统的可积累性、不变性或相对独立性的特征。 伦理的相对不变性还在于：许多基本的道德规范都具有生物学和社会进化论的基础。对于解释基本道德规范的延续性，休谟和达尔文的自然主义或进化论，可能比康德的自然与道德二元论更具有坚实的经验基础，而“阶级斗争论”的道德学说则是建立在不可证实的假说之上的。达尔文揭示， 由于人类抚养孩子的持久性和强度而产生的“同情”（sympathy）与“慈善”（benevolence）的感情， 是社会合作得以展开的道德基础（注：Darwin,Charles,The Origin of Species and TheDescent of Man.New York:Random House,1936,pp.478—487.）。 90年代初兴起的、以R·马斯特尔斯（Roger Masters ）、 R ·麦克夏（Robert McShea）、Q·威尔逊（Q·Wilson ）为代表的政治学“新达尔文主义”，把亚里斯多德、休谟、达尔文等人的理论结合起来，反对把“自然”与“人”、“是”（is）与“应该”（ought）作绝然的区分，认为“人类道德是建立在自然的道德感的基础之上的”（注：参看：Larry Arnhart,"The New Darwinian Naturalism in PoliticalTheor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2 June,1995.）。新达尔文主义代表了一种思潮， 即面临后工业社会时期的各种问题，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