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研究中，讲发生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变革，往往只是从伦理革命的意义上进行探讨，强调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彻底的变革”，然而如果从旧伦理的变革与新伦理的建构的双重坐标来考察，市场经济的伦理变革就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也许正因为它是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才会碰到许多新课题。我们当下的任务，是从变革旧伦理与建构新伦理的双重坐标即历史和逻辑两个向度，系统总结历史上进行的这次伦理变革的经验教训，全面理解伦理转换的使命，为当代市场伦理的转换定位，也为它提供直接的理论前提与经验借鉴。 一、现代中国的伦理变革与儒学的历史命运 如果把现代中国进行的伦理变革的主体认定为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把伦理变革的对象看作主要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那么，就会发现这次伦理转换的诸多特点。其一，现代中国的伦理变革与儒学伦理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构成相互诠释，儒学伦理在中国历史命运的演化，与中国伦理的现代变革的节奏合拍；其二，中国的伦理变革是与民族危机、文化危机相关联的，是在文化冲突、文化危机背景下和文化论争过程中进行的伦理变革；其三，伦理的变革是与中国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相同一的，在进行道德革命的实践中进行伦理理论的变革，或者说是借助政治革命乃至暴力革命的手段实现的伦理变革，政治与伦理在这里是同一的；其四，伦理变革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尤其是苏联模式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甚至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模式的移植。这四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现代中国的伦理变革与伦理转换的特殊个性，决定了儒学伦理在中国的命运，甚至从历史的角度决定了目前中国的道德状况与伦理精神特性尤其是伦理精神的人文构成。为了理清现代中国伦理转换的思路，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行的伦理变革的实践，做一历史的回顾。 马克思主义对儒学伦理的变革开始于五四运动。如果把这次的伦理变革再往前推，最重要的就是辛亥革命对儒学伦理在制度层面上的突破与否定。辛亥革命中带有宪法性质的文献《临时约法》明确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代替三纲五常，第一次从制度层面否定了儒学伦理正统地位，但随着袁世凯的复辟，又一次演出尊孔复古的闹剧，即使在袁世凯死后，国会内还进行了是否定孔教为国教的难分胜负的争论。值此之际，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开始了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开启了批判“孔教”的“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开发新道德”的问题。与陈独秀同时的还有李大钊的伦理批判，他的批判，主要在于揭露纲常伦理与封建专制的依存关系，揭示“道德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并提出建立“尊劳主义”新伦理的构想。 五四时期的伦理批判，在伦理转换的过程中，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成功。确立了伦理变革在社会变革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动摇了儒学伦理的正统地位，宣告了中国伦理精神的近代转换的开始；揭露了儒学伦理的阶级实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对儒学伦理的批判。但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背景与历史课题，由于当时的特殊心态，人们还未能对儒学伦理进行比较全面和辩证的分析，所做的探讨重在对传统的批判，可以说是激情重于理智，批判多于建设，当然，这与转型时期传统批判的中心任务是联系的，但由于它当时并未完全完成批判旧伦理的任务，于是日后的每次伦理变革，都是在批判儒学伦理，也就是每次都是回归到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每次导致的都是激烈的文化批判，似乎中国社会永远没有、永远也不会完成批判旧伦理的任务，这与日后不断的文化批判与偏激的伦理否定有着内在的联系。 1921年以后，共产党的创始人与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开始比较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儒学伦理进行批判与反思。这一时期的伦理变革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对儒学的批判总是与政治斗争尤其是与国民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是政治斗争的必需，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二是在进行儒学伦理批判的同时，共产党人进行了“开发新道德”的实践，同时也做了一些理论上的研究与准备工作；三是对儒学伦理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层，新儒学学派形成，在知识界内部也出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对儒学的批判。这一时期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是国民党竖起儒学的旗帜，把它作为正统的伦理意识形态，蒋介石明确把儒学作为“立国之本”，并把孙中山解释为传统伦理的继承者。30年代中期，蒋介石利用政权的力量，发起了一个以实践儒家传统道德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以所谓“四维八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党员的守则。由此，围绕儒学伦理的论争，直接就成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方针，提倡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待传统儒学。但无论如何，由于这一时期儒学与政治斗争相同一的状况，为日后关于儒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儒学研究政治化，埋下了伏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儒学伦理正统地位的最后丧失，马克思主义伦理成为伦理生活的指导思想，儒学伦理只是在“文化传统”的意义上被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在中国命运的最后确定。由于对儒学伦理正统地位的破除是伴随着政治革命，或者说是通过政治革命的形式实现的；由于儒学在政治革命中曾经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由于儒学伦理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影响，决不会在上层建筑建立后立即丧失影响，因而对儒学伦理批判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伦理变革的任务更远未完成。建国后，随着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提出，关于儒学伦理的讨论从政治性质的研究转向学术，曾一度出现儒学研究的繁荣局面，对儒学伦理的研究与批判都有不少突破性进展。但50年代末以后，在儒学伦理的研究中就出现严重的教条主义与“左”倾思潮，表现为否定传统，片面强调阶级分析，套用路线术语，扣帽子打棍子已开始出现，形成一种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6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似乎意识到，中国的政治革命或政权斗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革命、精神革命还未完成，在这些领域中，两个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解决，于是便提出并发展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便有所谓“破旧立新”。“破旧”即从各方面即现象层面、形式层面到精神层面消除儒学伦理的影响；“立新”即以反传统为标尺建立“新伦理”与“新道德”。这就是所谓“史无前例”的伦理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