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离不开对传统道德的扬弃；而扬弃传统道德的前提，必须冷静地对传统道德进行反思和清理。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制欲主义伦理精神，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以深刻影响，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活。因此，重新审视制欲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新时期婚姻家庭道德建设，具有理论的价值和实践的意义。 一、制欲主义精神生成的社会根源 在东亚大陆这块优越而又封闭的辽阔土地上，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了君主专制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含有一定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相结合而成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塑造了注重人伦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德性文化”。正是在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土壤中，滋生起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制欲主义精神。 1.小农经济是制欲主义精神的经济根源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在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然经济体制下，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发的、以简单劳动工具为依托的简单再生产。第二、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基础，直接产生两种后果：第一、以家庭为单位的简单再生产，使得物质生产表现出规模狭小、简单重复的特征，必然导致生产力在低水平上不断重复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贫乏，也就要求人们必须省吃俭用，克制对物质利益和感官满足的欲求。第二、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特别是男耕女织，构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缺乏发展生产力的强大的动力，要求人们“知足常乐”、“安贫乐道”。而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结合，造成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互为盈缩的矛盾运动，从而使社会经济发展总是处于一种萎缩破坏→恢复发展→萎缩破坏的循环往复之中，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十分缓慢，导致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的贫困落后。这就必然要求人们通过对自身物质欲求的抑制，以适应贫困的物质生活状况。 2.家国同构、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是制欲主义精神生发的政治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主要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家国同构。文明的发展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利用宗法血缘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将氏族制发展为宗法制，用宗法血缘的纽带将家和国联结起来。第二、君权至上。在宗法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其根本特征是君权至上，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一切政事都由其独断，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国家的一切皆为以皇帝所代表的皇族一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种政治结构，必然使人们毫无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可言，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绝对权威，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人们克制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的追求。 3.强烈的道德理性精神是制欲主义精神滋生的文化基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道德理性的人，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这种具有强烈道德理性的人，追求道义，把达到“至善”作为道德上的最高境界。而达到“至善”之境，关键在于使自我的情感、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统一。儒家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道家认为“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佛家则提出“戒是一切善法之梯蹬”，都要求人们以义制欲，以义导欲。从总体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既反对否定感情和欲望满足的禁欲主义，又反对无理性、无节制的纵欲主义。中国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而不是禁欲性的官能压抑，也不是理知性的认识愉悦，更不是神秘性的情感迷狂或心灵净化。 二、制欲主义精神的主要表现 制欲主义精神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贯注于伦理生活和道德活动的方方面面。诸如在群己关系上，重群轻己，个人服从群体；在人我关系上，克己利他；在公私关系上，抑私为公；在义利关系上，重义轻利等等。然而最突出的体现，是在人类两性关系领域。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对男女两性之间的情感，采取一种十分强烈的抑制态度。其秘密就在于，在宗法制度下，一方面，在公共职务和私有财产的继承方面，根据的是严格的父系单系世系原则。它不允许超出父系血亲范围，而且规定嫡长子为第一继承人。因此，必须要依靠严格的婚姻制度，来保证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另一方面，家庭（族）是由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织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之中，家庭（族）成员的命运紧紧相连。一旦“一人得道”，就连鸡犬也可沾光而“升天”；然而一人获罪，九族也要遭受牵连。在这种家庭制度下，家庭（族）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具有至上性，任何个人的利益都必须要无条件地服从家庭（族）的整体利益。而在宗法社会里，婚姻决不仅仅是（甚至根本就不是）男女当事人两个人的“私事”，而是直接关联着整个家庭（族）的兴衰荣枯的“公事”。因此，男女之间的婚姻大事，必须要由家庭（族）共同利益、整体利益的代表父母亲（主要是父亲）来决定。为此，它必须要把男女之情排斥在外，因为这种个人的私情往往由于其猛烈之甚，而导致对严格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和对父母之命的顽强抗拒，结果使整个家庭（族）利益受到损害。 因此，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把男女之间的情感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为了防止这种洪水猛兽的滋生冲击，设立一整套规范制度。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礼义之一就是“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阻隔男女间的“私自来往”。礼义之二就是贬损男女之情，视其为罪恶之首，从道德心理上构筑防线。礼义之三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男女婚姻权柄牢牢地掌握在家长手上。礼义之四就是“三从四德”，把女性严格控制起来。礼义之五就是专为女性而设立的贞操观，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以彻底防止“洪水猛兽”的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