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的问题是指一种终极的价值信仰根据与道德行为规范的关系。如果广义地理解这里的“上帝”，它可置换成别的一些名词，例如历史上的中国人较熟悉的“上天”、“鬼神”以及佛教“对业报轮回的信仰”等等。它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重要问题：我们的道德行为是否需要一种至高的精神信仰来支持（或者，对一些人来说是“来威慑”）？以及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精神信仰来支持？道德与终极信仰可以有一种什么样的关联等等。我在此想选择基督教文化中最早以最鲜明和最沉痛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作为个案来进行探讨，这种探讨也许可以对我们反省中国现代社会的道德问题提供一些借鉴。 在西方，长期以来一直是以一种基督教精神来支持道德，但近代以来，这种信仰发生了崩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假如没有上帝，世界将会怎样？”拉思科里涅珂夫在索尼亚的房间里先谈到索尼亚一家的不幸以及索尼亚为全家做出的牺牲（去做妓女），说即便索尼亚为之做出牺牲，在索尼亚的妹妹、可爱的波仑加身上也将发生与索尼亚同样的事。当索尼亚拼命喊出“不！不！决不会的，上帝决不会允许发生这样可怕的事！上帝会保佑她”时，拉思科里涅珂夫带着一种恶意突然笑着说：“但是或许根本就没有上帝呢！”索尼亚翻脸了，不再理他。五分钟过去了，拉思科里涅珂夫默默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最后走到她的面前突然跪下。他说他并不是向她，而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致敬”，但他又说：“你还是个有罪的人，你最大的罪过就是你白白把自己毁掉了”，“你过着你所万分讨厌的肮脏生活，却并没有帮助了谁。” 拉思科里涅珂夫这些话是立足于尘世的观点，立足于没有上帝和不朽的观点说的。这样，如果牺牲自己的痛苦没有当世的弥补和报偿，就不会有什么意义。若无上帝和永恒、所做的牺牲和劳作就不能超越时间、超越尘世而在某个地方保存、铭记；若是这种牺牲和劳作也没有尘世的效果，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价值。然而，索尼亚并不认为没有上帝，她相信上帝能做一切事情。她急速地、使劲地低声说道：“如果没有上帝，我会成个什么样的人呢？”她眼睛突然发亮地向拉思科里涅珂夫扫了一眼，意即如果没有上帝，她就只是个妓女，只是个罪人，只是个不幸的人；然而，有了上帝，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有了另一种永恒的现实，这些牺牲和痛苦就会不管是否有尘世的酬报，而仍然不是徒劳的，它们不会在时间的深渊中下沉和泯灭，而是会被储存在永不消失的地方。 荒淫的老卡拉马佐夫也似有不安。有一次他反复追问两个儿子有没有上帝和灵魂不死，并要他们正正经经回答。伊凡说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不死；阿辽沙说有上帝，也有灵魂不死，而“灵魂不死就在上帝里面”。当老卡拉马佐夫说“伊凡大概是对的”，并说要把第一个想出上帝的人吊死时，伊凡却又说：“如果没想出上帝来，就完全不会有文明的。”老卡拉马佐夫说要让“修道院那一套彻底完蛋”，伊凡则说，那样的话，“首先第一个就要把你抢劫一空。”（注：《卡拉马佐夫兄弟》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195页。）伊凡后来对阿辽沙说，他在父亲那里声明没有上帝是故意用这话来逗阿辽沙，说他自己说不定也会承认上帝的。（注：《卡拉马佐夫兄弟》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上帝是否存在？ ”或更确切地说“上帝可能确实不存在，但若真的如此，这世界会怎样呢？”这一问题，在伊凡那里还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他的理性倾向于使他认为上帝不存在，但他又充分意识到上帝不存在的后果，意识到哪怕上帝只是世俗的不在，社会的不在，即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将给文明与社会秩序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在人们曾经信仰过之后。沙托夫则断定，倘若在俄国发生暴动，那一定是从无神论开始。（注：《群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页。） 然而，在“假如没有上帝，人类将会怎样，世界将会怎样”的疑问中，最突出的还是人在道德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亦即“假如没有上帝，是否一切事情都可以做，一切行为都可以允许？假如没有上帝，道德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占据了一个中心的位置，提出这一问题的伊凡·卡拉马佐夫也成为小说的第一主人公，但是，伊凡自己几乎从来没有直接陈述过这一问题，而差不多都是由别的一些人来反复陈述。这也反映出这一观点的广泛影响及其在人们那里所具有的根本的震撼性。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些由他人作出的转述： 1、据米乌索夫说， 伊凡在一次大半是女士的聚会上跟人辩论时郑重声明：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能使人们爱自己的同类；所谓“人爱人类”的那种自然法则是根本不存在的，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如果有过爱，并且现在还有，那也并不是由于自然的法则，而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人们相信自己的不死。伊凡还特别补充说，整个的自然法则也仅仅在于此，所以人们对自己不死的信仰一旦打破，就不仅是爱情，连使尘世生活继续下去的一切活力都将立即灭绝。不但如此，那时也将没有所谓不道德，一切都是可以做的，甚至吃人肉的事情也一样。这还不算，他最后还下结论说，对于每个像我们现在这样既不信上帝、也不信自身的不死的人，道德的自然法则应该立刻变到和以前的宗教法则完全相反的方向去，而利己主义即使发展到了作恶的地步，也不但应该容许人去实行，而且还应该认为这在他的地位上是必要的，最合理的，几乎是最高尚的一种出路。（注：《卡拉马佐夫兄弟》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