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文明的价值观 1.传统发展观（指工业文明的发展观）是建立在“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样一个哲学信念之上的。在它看来，只要是发展就比不发展好；发展得快总比发展得慢好。总之，发展天然就是好的；对发展本身没有必要进行评价和规范。 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传统发展观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于“为了什么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一个目的论、价值论的问题却毫不关心；社会发展理论也仅仅被看成只是研究社会“如何发展”（得更快）的“科学”，却忽视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哲学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我们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注：〔美〕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 因此，对发展本身价值问题的排斥，是近代工业文明发展观的基本特征。但是，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观没有它的价值观。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发展的唯一的终极的目的和根本的价值取向，而不管这种经济增长对自然界、对人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有什么后果，这本身就是它的价值观。下面所说的工业文明的价值观，讲的就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它在经济增长中对自然界的价值问题的基本态度。 2.这种价值观把人看成是一种绝对的主体，而外部自然界则仅仅被看成是一种供人“占有”、“消费”、“使用”的对象。在这种价值观看来，所谓价值，就是客体（自然）对主体（人）的“意义”或“有用性”。这样，自然界就仅仅被看成是一种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性价值”。所谓“有用性”，即“可使用性”、“可消费性”，因此，所谓“工具性价值”，实质上就是“消费性价值”（指广义的消费，即包括生活中的消费，也包括生产中的消费）。例如，野生动物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为人类提供肉食、皮毛、蛋类或药材，森林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为人类提供木材，以供人类作燃料、建房、制作各种家具、器皿、纸张或其他用品的材料。总之，自然界对人来说，无论是作为“物”的有用性，还是作为“精神”的有用性（如人们常说的审美价值）都是被作为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消费性价值”来理解的。 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们对自然界采取了无节制地征服、支配、掠夺、占有和挥霍的野蛮态度，自然界是仅仅被作为人类的消费对象来对待的。自文艺复兴以来，当人类从上帝的权威中解放出来以后，人类又把自己变成了全知全能的上帝。人们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依靠技术的发展，人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于是，“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就成了时代性的豪言壮语。人们相信，人类的活动所受到的任何限制都不具有终极的性质，它对我们来说，都是暂时的，最终都是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解决的，人们相信，自然界永远是人类的奴仆，我们可以对它任意进行宰割和鞭挞。 3.尽管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所有的生活资料，但人们对自然界没有一点感谢之意。因此，在这种价值观支配下建立起来的传统经济学中，自然界的“自然价值”就完全被否定了。在传统经济学看来，自然物本身并没有价值；人类需要的消费价值完全是人类本身创造的，是人类赋予的，是人的主体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实际上，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只承认人本身的价值，是否定“自然价值”的。因此，商品的价值仅仅被归结为人的“劳动时间”，这实质上是把商品的价值完全归结为人的“劳动价值”。当然这种经济学也讲到了“原料的价值”，但最终还是要把原料的价值换算成劳动时间，即把生产原材料时花费的“劳动价值”看作是原料的价值，排除原料本身的“自然价值”。这种价值观没有考虑到，人们生产某种产品，不仅需要付出人类劳动，而且还必须包含着一定量的自然资源的耗费。人类的劳动并不能创造物质和能量，而只能通过对自然能量的消费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存在方式。因此，生产那些“原材料”时耗费的劳动价值并不能代替原料本身的“自然价值”，即不能代替我们常说的“资源价值”。 这种否定“资源价值”的观念，即“资源无价”的观念，产生于“资源无限”的信念。传统价值观实际上是把自然界当做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的“公用仓库”来看待的。“物以稀为贵”。当自然物多达无限时，其本身的自然价值是可以相对地看成为零的。在生产力不很发展、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大多数还未被开发利用的历史条件下，因为其数量极大，很容易给人们造成资源可无限供应的假象，因而自然资源向来是被当做“免费商品”来对待的。但是，在当今自然资源日渐匮乏的情况下，这种价值观就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了。正是这种“资源无价”的观念，在激励着人们疯狂地掠夺和挥霍着自然资源，进一步加剧着资源危机。 4.“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是这种价值观的哲学基础。这种价值观是建立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当然，我们不能一般地否定主客体区分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上的积极意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能动的存在物，他只有靠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才能生存。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人看成是动物界的“普通一员”。只有在理论上坚持这一点，我们才能合理地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主客体的区分在实践上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劳动手段的不断更新，仿佛魔术般地呼唤出来的生产力的发展，都与人类的主体意识有关。但是，这种价值观毕竟是建立在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片面理解基础上的。由于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片面地处理了人同自然的关系，因而造成人类当今的困境和危机就具有必然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