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立于人类历史的奥林帕斯山上俯瞰数千年伦理文明的传承演变与发展之时，最激动人心的恐怕莫过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却又在即将逝去的20世纪。没有一个世纪能够像20世纪那样既对传统伦理作全面的批判反省又空前地呼唤价值重构和伦理现代化建设，也没有一个世纪象20世纪那样因中西文化的冲撞、交融及其风云际会的伦理境遇提出了许多使人目不暇接的道德问题，并催生、孕育了众多异彩纷呈的伦理思潮。纵贯20世纪中国伦理文化史全过程，至今仍影响着人们道德生活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潮、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各以自己独特的理论运思方式及其价值探寻，思考着中国伦理现代化的路径与战略方案，写下了20世纪中国伦理文化思想史的重头篇章。而今，当我们身处世纪之交亦是千年之交的历史转折点上，批判性地省察三大伦理思潮的内在机理及其本质特征，剖析其优长缺失与正误对错，不仅是系统地清理20世纪中国伦理文化遗产的需要，而且也是建构跨世纪的新型伦理文化的需要。 三大伦理思潮的同源与并生 自由主义的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三大伦理思潮，虽然本质上属于三种不同的伦理文化类型，但由于它们都生活在同一历史时代，面临着相同的前现代传统的内容和具体的历史处境，因而它们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注：史华慈：《论保守主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版。），具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点。 具体来说：（1 ）三大伦理思潮的兴起都是当时深刻的民族危机和伦理危机的反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外交困。“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伦理向何处去？”如何才能寻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等问题困绕着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伦理思潮、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中诞生的，它们的兴起是当时深刻的民族危机和伦理道德挑战的反映。它们都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都希望中国伦理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建立适合于现时代要求的新型民族伦理，因此他们都赞成道德革命和伦理启蒙的口号，把加强道德建设、推进中国伦理的现代化当作自己伦理思考的中心，本质上都具有伦理启蒙的性质和特点。（2 ）三大伦理思潮对伦理问题的思索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谓民族主义，一般而言，是指一个民族的各分子对本民族的一种心理认同，或是个人对本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一种心理状态，具体包括对民族精神的拥戴、民族文化的珍惜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心，等等。以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为主体，关注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兴衰存亡问题，这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性质。从这个意义上看，三大伦理思潮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他们那里，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压倒一切的共同关心的中心主题。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对传统伦理的否认和批判以及全盘西化的要求，现代新儒家对儒家伦理传统的认同以及对儒家伦理精义的阐释发挥，马克思主义者的把马克思主义伦理中国化，就其道德动机来看，都是出于振兴民族、救亡图存、为中华民族选择一条富国强民的伦理文化出路的考虑。三大思潮的背后都潜藏着一种深沉的民族主义情结，正是这种情结推动着西化派论者、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去思索，去行动，汇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伦理现代化运动。（3）三大伦理思潮都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 迈向现代化，并建设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华伦理文化。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缺点和弊端有着切肤之痛的认识，主张彻底摒弃传统伦理，全盘引进和输入西方伦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伦理的现代化。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亦不讳言传统儒家伦理的严重缺陷，他们同样主张吸纳和学习先进的西方伦理并对传统儒家伦理作出新的反思和阐释，以实现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贺麟认为，思想道德现代化是民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假如思想道德不能实现现代化，单求实业、军事、政治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他主张吸收西洋伦理文化的优长之处以促进儒家伦理的现代化，并且指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设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注：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页。）。以陈独秀、李大钊、 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力主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伦理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指导下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伦理文化。李大钊主张建设新的伦理价值观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注：李大钊：《青春》，《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1日。），进而再造一个“青春中国”。毛泽东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建设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新型伦理文化。 此外，三大伦理思潮所思考和企图解决的伦理问题也具有同一性。他们所思考和企图解决的伦理问题是“中国伦理向何处去”，“如何才能复兴和光大中华伦理文化？”围绕这一问题，他们在伦理学领域里开展了古、今中西之争，从而深入地探讨了“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如何在向西方寻求伦理现代化建设思想武器的同时避免西方伦理文化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严重缺点？”“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伦理现代化之路？”等问题。总之，20世纪中国三大伦理思潮并不是毫不相干或水火不容的。由于他们处于大体相同的历史时代，面对差不多的民族伦理问题，因而必然决定了他们会有某些同一性。随着三大伦理思潮彼此切磋琢磨、沟通和交流的发展，也许还会形成较多的伦理共识。当然，这绝不是说三大伦理思潮彼此之间就不存在什么分歧和斗争，没有原则的差别和对立。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对立较之同一性而言则是更为主要的。 三大伦理思潮的斗争和对立 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舞台上活跃的自由主义的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三大伦理思潮由于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利益，观察伦理问题的理论视野和立场不同，对中国伦理现代化所作的设想不同，因而相互间展开过错综复杂的价值论争或伦理问题的斗争。 （1）三大伦理思潮相互间的斗争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未曾停止过。 具体来说，现代新儒家不仅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伦理思潮，而且也大肆抵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自由主义西化派在抨击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也竭力非难，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全盘西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现代新儒家的伦理保守主义。“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拉开了三派斗争的序幕。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坚持东方伦理本位主义的立场，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西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与梁漱溟等人对中国伦理文化的高度肯定相反，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和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则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传统伦理文化的丑陋方面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其所不同的是全盘西化派对中国传统伦理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则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古代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瞿秋白等人主张超越偏于“灵”的东方文明与偏于“肉”的西方文明而寻求一种灵肉结合的新型文明。 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后期，还爆发了“科学与玄学论战”以及“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主要发生在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与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之间。玄学派的立场实际上就是现代新儒家的立场，科学派的主将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都是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张君劢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伦理价值之学不同于科学事实之学。丁文江、胡适等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可以支配也应当支配人生观，道德领域亦应受科学真理所支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人也介入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他们对双方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更多地肯定和支持了科学派的进步主张。问题与主义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西化派胡适之间展开的，胡适从实用主义伦理观的立场出发，认为主义的真实与否，完全看它实用上的效果如何而定，真理、道德都是人造的并供人使用的工具，因此研究实际的问题包括道德问题是比侈谈主义（包括道德学说）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为了驳斥胡适的谬论，李大钊论述了问题与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认为政治、伦理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定思想学说的指引，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有作为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理想的主义的宣传，即应该使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