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治形态基础上的“礼仪之邦” 客：最近你在好几个场合都提到要“重建礼仪之邦”，请问你是基于怎样的想法提出此说的？ 主：在前不久召开的“上海首届儒学研讨会”上，我在宣读一篇探讨如何重建礼仪之邦的论文前曾有一段开场白，其中谈到两点，这大概可移用来回答你这问题。当时我说—— 1、文化研究，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 不能局限于或停留在形而上的领域，而应回到或落实到现实生活。否则就容易变成一种玄谈，不利于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思想资源。其实这些研究本身就是由于现实的变化而引起的，并由于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得到推进的动力。在我看来，文化研究中一些很重要的命题，比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都有待进一步深化。中国知识分子有必要对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如何在现实生活的层面加以展开，提供富有启发乃至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从而牵引社会的变化、发展。 2、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具有关注、思考现实问题， 介入和引导社会变迁的优良传统。从先秦的孔子，到宋代的朱熹、陆九渊，到现代史上的梁漱溟，再到今天仍然还在不倦地进行思索、孜孜以求的费孝通。这是一条值得清理的线索和发展脉络，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这一传统理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发扬。 此外，今天我还可再作一点补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不愁温饱的中国人又逐渐开始崇尚礼仪，新的“礼仪文化”正蔚然兴起。 从北京市教育局颁布的《北京市中小学生礼仪常规》（1993年），到团中央推出的“十八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1995年）；从各地日渐重视的升国旗仪式，到方兴未艾的各式家政礼仪培训班；从兴办的“礼仪电报”、“礼仪储蓄”，到评选“礼仪小姐”、“礼仪先生”；从规格、规模竞相攀升的红白喜事，到名目繁多的各种庆典仪式；从强调“礼貌用语”，到注重“礼尚往来”；……总而言之，“礼”、“礼仪”正愈被人看重，曾遭蔑视的“礼仪之邦”之名，已在无形中得到正名，并为人所珍视，所追求。 另一方面，如同已有人指出的，“仓廪实而不知礼节”也是很常见的，文明往往需要借助某些手段并且经由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得以养育和推广。所以我感到，已有必要从正面提出“重建礼仪之邦”，以此唤起一种自觉的意识，陶铸一种自觉的行为。 客：按我的理解，“新时代的礼仪之邦”与中国古代曾经号称的“礼仪之邦”，应该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说，古代的礼仪之邦根植于农业文明之上，而我们所要再造的礼仪之邦，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信息时代的产物，或者说得再远一点，将建立在“知识经济”的基础上。不过这样讲实在太笼统，也太浮泛。你能否深入地谈一下？ 主：找几个切入点吧。首先，从中共“十五大”的一个新的提法说起。“十五大”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据我了解，如此提法在新中国中共官方文件中从未出现过，意义重大。一个历史常识是，中国古代的礼治不能将中国导向现代化，虽然它的合理要素值得今人重视和吸取。另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二十世纪某些时期的极端人治也危害无穷。所以，选择走法治的道路是一个正确的方略。那么，新时代的礼仪之邦就应该构建在法治形态基础之上。这是它与旧时代礼仪之邦存在本质区别的一点。 其次，中国古代以天朝礼仪大国之居，它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结成以“朝贡”等礼仪方式相维系的宗藩关系。香港有学者称此为“天朝礼治体系”。然而，当航海技术和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将世界联成一体时，不但亚洲的这个“天朝礼治体系”难以为继，连天朝礼仪大国自身落后挨打而沦为“东亚病夫”。或许这一切皆有“非人为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但因盲目的自大、排外而引致的惨痛教训，却无论如何需要后人永远警醒。费正清等一些西方学者把鸦片战争说成是由于清廷将西方国家当作藩属国看待引起的，此说固然不能成立，可清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西洋国家视同朝贡藩属国，则确是事实。此种唯我独尊的心态，比如强要外国公使向清帝行三跪九叩礼，还胡诌什么“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造成朝野上下一片颟顸愚钝，难得有几个清醒的头脑。因此，我们要重建的礼仪之邦，只能是国际大家庭或人类地球村中的平等一员。同时，它又以高度发达的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礼仪之邦外部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论的。 再次，从内部准则看，建设新时代的礼仪之邦应以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双方面协调并进为鹄的。在古代中国，习惯于从关系中去把握一切，将人视作群体的一个分子，又格外强调人不过是那个长幼有序、亲疏有别、尊卑分明的家庭关系网的派生物。这种价值取向藉助礼仪系统体现出来，通过国家礼制凝固下来，形成模式化的生活方式。它易于造成压抑个性、取消个人独立地位的弊端。及至封建衰世，此种弊病的危害性日甚一日，以致引发了“礼教吃人”的呼声。故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比较集中于轰击束缚人性的封建礼教。张扬个性、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成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从西方输入的“自由”、“平等”等概念，在现代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极具“魔力”，当然它们也的确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就此而言，中国文化已接纳了新鲜的血液，焕发出青春朝气。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片面地强调人是独立的个体，同样不足为取。假如完全把人从社会关系中脱离出去，“自由”云云岂不成为海市蜃楼？因此个人与社会之间应保持一种和谐的发展关系，这正是需要“重建礼仪之邦”的有关理论和实践加以探索和处理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