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克隆技术与未来道德问题

——兼论科学与道德的关系

作 者:
尚伟 

作者简介:
尚伟 本院哲学经济系讲师 江苏南京,210003

原文出处: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科技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本文简要回顾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发展并认为科学与道德是处于共构状态的一对矛盾。由于分子克隆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使这对矛盾具有新的表现形态,更为世人瞩目。本文对这一科学技术的由来和意义作了简要介绍,并从生命道德、环境道德和科研道德三个方面分析了它在道德领域对未来的21世纪提出的新问题。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1999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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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曾经预言,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以基因工程为主导的生物技术将可能左右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运,影响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并对粮食、能源、疾病、污染等全球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办法。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则使这一预言进一步向现实迈进。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个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科学与道德的关系及其现实表现——克隆技术对人类道德的影响。

      一

      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科技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把知识与道德放在等同的位置。苏格拉底所讲的知识虽不等同于科学知识,但包括科学知识。他认为,一切恶都来自愚昧无知。所以,人如果有了知识,就会变得聪明、理智,就会有美德。苏格拉底的观点无疑有其合理因素。但是,拥有知识并不是促进道德进步的充分条件,将知识等同于美德,未免有失偏颇。

      苏格拉底之后,对科学技术与道德关系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许多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提出了独到见解。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把科学和道德对立起来,将科学研究视为违背上帝意志的罪恶,认为二者是互相排斥的。这种观点在当代西方仍有一定市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英国近代哲学家培根在高举科学和理性的大旗反对中世纪神学的过程中,充分肯定了科学对于人类进步的意义,后来法国化学家贝特洛则更进一步,把未来科学当作是人类具有最大幸福和崇高道德的保证。这种科学决定论显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英国近代经验论的最后代表休谟认为科学与道德是不相干的东西,把伦理学搁置于科学之外。这种科学与道德无关论得到了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巴特勒等人的继承,巴特勒认为具有道德价值的东西不可能有科学的根据。此外,还有人认为道德决定一切,科学无权干涉应有的事物与未来的领域。这种道德决定论的片面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科学与道德是一对处于共构状态的矛盾,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所谓共构,是矛盾同一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种状态下,构成矛盾的双方不是处在激烈的相互对抗之中,其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的关系突出表现在双方及矛盾统一体的发展上。也就是说,矛盾双方和矛盾统一体发展的结果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或二者同归于尽,而是二者在相互制约和相互斗争的过程中长期共存并相互促进,矛盾双方不仅以各自的发展为对方提供发展的动因和条件,同时也因自身发展的要求对对方的发展提出要求,表现出对对方发展的依赖性,从而在整体上促进了矛盾统一体的发展。在人类发展史上,科学和道德就是这样一对矛盾,它们共同推动着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弱小走向强盛。在这个从无知走向有知的过程中,科学和道德相互促进,科学为道德充实真理因子并开辟新的道路,道德则为科学提供价值定向和精神动力。

      回顾历史,每一次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与进展,必然会给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会在道德领域产生一些新的道德观念,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一些旧的道德观念的持续或改变,也往往会对科学的进步起推动或阻碍作用。在现代社会,科技进步对道德的促进作用和道德进步对科技的推动作用则更为明显。其中核科学和核技术的发展最具典型意义。它所预示的战争的毁灭性结局唤醒了人们对全人类生存问题的关注,这一道德觉醒又使核科学和核技术走向了战争以外的更为广阔的研究和应用领域。而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将会对人类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或许较之以往的所有科技上的突破都更深远。

      二

      分子克隆技术是分子生物学的核心,也叫DNA体外重组技术, 指通过无性繁殖从同一个祖先衍生出一群细胞或生物体,这些细胞和生物体的基因相同。20世纪在科学上有两大发现,一是原子能, 二是重组DNA。前者是能量的解放,后者则是生命力的解放。它的意义可能和原子能一样,是科学史上的又一转折。

      基因研究始自本世纪50年代,DNA 双螺旋模板学说揭示了作为主要遗传物质的生物大分子DNA的结构及其自我复制模式, 以及基因与蛋白质生物合成的关系,使人们认识到一切生理现象和病理现象都受遗传基因的控制。60年代至70年代提出的操纵子学说扩大了基因的概念,揭示出专门起调节和控制蛋白质合成作用的调节基因。这一发现使人们产生了基因调控思想。70年代以后,DNA限制性内切酶等的发现以及DNA和蛋白质顺序测定、基因体外快速突变、DNA 人工合成等方法的出现使基因调控的预想成为现实。利用内切酶可以专一性地把DNA 切割成特定的粘性末端的特点,能够把来源不同但具有相同粘性未端的DNA 片断重新连续或组合起来。 这就是DNA体外重组技术,即分子克隆技术的由来。这一崭新的技术使人们能够在试管里直接操作基因并使其传递打破种属的界限,将微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本身不同种属和不同来源之间的基因进行拼接和传递,这预示着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80年代初,由蛋白质晶体学、计算机技术与基因工程手段相结合而产生的第二代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又是一个新的飞跃。它使科学家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按照人类意志创造出适合人类需要的不同功能和性能的蛋白质——真正从理论上和技术上得到了实现。克隆羊“多利”诞生后,虽然出现了不少争论,但其科学反响无可置疑。1998年1 月19 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科学家又宣布他们使用与克隆绵羊“多利”相同的方法成功地把不同哺乳动物的基因移植到牛的卵细胞并使其发育成初期胚胎。这一技术进步已深入到对生命基本结构的分子设计或重新设计,这样的科学高度不仅预示着人类社会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和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而且预示着新的生命形态总有一天会被设计和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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