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尔是德国西南边陲的一座景色秀美的古城，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同特里尔大学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当代伦理研究中心，于1998年10月10日至23日在这里举办了第二届“中西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我们社会的伦理基础”。来自中国、德国、美国、新加坡、波兰的30余位学者，应邀出席了这届研讨会。 当今世界日益密切全球性交往，又呈现文化与发展的多样性。伦理正在深深介入社会发展，关涉社会体制的改善、人的发展与一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它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因此，增进中西伦理对话，具有重要意义。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K.波尔教授致词指出：当今东西方都面对突显的伦理课题，如高科技发展提出的新伦理问题、人权、社会的道德基础、伦理传统回应现代挑战等等，欧洲中心的普遍主义已不能成立，就中西伦理展开跨文化对话，以求相互理解与学习，正是本次研讨会的宗旨。阿登纳基金会地区国际合作部主任J.蔡辛先生致词说，当今时代经历重大变迁、面对各种挑战，全球化不是文明冲突，而应贯穿不同文化的对话，互补互益，各自深化探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伦理课题。特里尔大学校长R.海蒂教授致热诚欢迎与会学者的贺词，期望研讨会促进中西伦理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会上，各国、各地区的学者宣读了20篇论文，内容广泛涉及伦理与跨文化对话、中西的社会伦理及一些伦理专题的比较研究。东西方学者各抒己见，展开热烈讨论，虽有不同见解的争论，气氛却是融和的，体现了“对话”精神。闭幕时特里尔大学当代伦理研究中心主任W.缪勒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陈筠泉教授、阿登纳基金会东亚处处长T.阿维先生都认为研讨会开得成功，表明求同存异的对话才能促成不同伦理文化传统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并且深化各自的伦理研究。会议的研讨内容，可概述为以下三方面。 （一）跨文化背景中的伦理 由于国情、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伦理思想与价值观念，它们分别深刻地影响各自的社会演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东西方伦理文化的交往正在增进、且有冲撞，又都面对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如何看待这种多元性的伦理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联？怎样在跨文化交往中促进中西伦理思想的发展？围绕这个相当复杂的重要问题，一些学者就以下三个要点论述了自己的见解。 中西伦理文化的合理交往。M.勃吕克（德国）认为：现代世界范围的交往体系的目的与手段使不同价值体系以很不协调的方式进行交往，造成不彤文化与价值体系的纷乱碰撞。应当确认当今世界多元伦理文化的现实，不同社会的人是他们自身经济、文化活动的主体与客体，各有认知实在、意识价值的真理与语言作为其伦理的基础，瑚有椅成伦理的社会母体与政治含义。非正义的国际社会经济结构不能继续维系，不能只以一种伦理模式唱主角。跨文化交往的“元叙事”即基本交往规则，应是认知不同文化中价值基础的多样性，展示跨文化价值创造中认异与认同的辩证法。张汝伦（中国）论述中西伦理对话的条件与可能性：对话不应是一方只讲不听的独白，不应是互不聆听的聋子对白，也不应是只撷取对方一些资料作为自身伦理思想的注脚。中西伦理各有不同的本体论承诺作为哲学根据，因而有不可通约性方面。但两者又有共同的伦理主题、相似经验，由于面对经济、技术、生态等等方面的全球性问题又要共同承担道德责任，因而又有对话的基础。真正的对话应是平等的，相互吸取合理的思想成份，并且以共同道德标准作为相互共存的条件。为达到某些建设性的道德共识，既要克服道德相对主义，更要避免独尊自身文化为普遍文化的伪普遍主义。陈瑶华（中国台湾）认为：中西伦理比较研究是中西文化互为沟通、相互作用的重要方式，只是以中释西或以西释中都不合适。合理的比较研究不仅要反思两者的相似处，更为重要的是理解两者在道德原则、价值、德性等方面的差异，这样更能深化中西伦理的自身理解。因此要对中西伦理的论题作全面、切实的研究，考察双方互为影响的内在作用，并且体现平等、开放、宽容的精神。 全球伦理与中国有关伦理资源问题。G.保尔（德国）认为：全球伦理就是指人类各种文化传统中存在的普遍真实的伦理准则，如孔子所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东西方各种传统文化中均有相似表述的“黄金规划”。普遍的人性、理性与逻辑思维法则是全球伦理成立的哲学根据。当代全球伦理可被理解为普遍人性原则、基本人权概念、人的尊严与自由。他还论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蕴含不少全球伦理的普遍准则，如荀子讲君子遵“道”就类似康德的“道德自律”普遍法则。H.鲁伊兹（德国）也认为中西传统伦理中都有共同的关于人的权利与责任的普遍性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就类似西方的自然权利论，强调人的不可异化、失落的尊严。勃吕克则认为：全球伦理的论辩产生于当今世界各种利益集团的冲突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参与研究。然而，不能以全球伦理抹煞多元伦理基础的现实，不同文化传统对“黄金规则”也自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世界伦理不是书中一些共同条文，而是多元伦理文化交往的态度与规则，这种规则是在平等、公正的交往中逐步形成的共识。 文化传统与多样的现代性。杜维明（美国）论述“儒家的”东亚崛起的涵义：西方的现代化根植于欧洲文化传统，即实现18世纪的“启蒙设计”，它造就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物质性进步，但这产生剥削、征服、霸权、奴役、贪婪、唯我主义、消费主义等破坏“启蒙设计”的负面后果，所谓“市民社会”忽视社群、家庭、博爱等价值，康德的“目的王国”只论述一种哲学想象的乌托邦。100多年来东亚一些国家、 地区为实现现代化曾向西方学习科技、经济、政治，但没有“全盘西化”、向西方“同质化”，而是综合自身的文化资源，开创了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现代性模式。其特点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指导；伦理规范造就有凝聚力的社会秩序；家庭的核心价值与人际互惠原则；东亚市民社会的内在力量在于家庭与国家的紧密联系、互为作用；注重教育包括伦理教育以积累“社会资本”；注重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包括政治领导者的德性。东亚现代性的成功实现表明，根据不同文化传统、采取不同文化形式，可有多种样态的现代化，“亚洲价值”与“启蒙价值”都有可普遍化为现代价值的意义。全球化中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种族、语言等多重差异乃至冲突，但“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假说，展开全球的多元文化的对话是建立和平世界秩序的先决条件。 （二）社会的伦理基础 伦理作为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价值的基本原则，对于建立与改善社会体制、确立社会道德秩序、培植公民道德人格，都有“基础建设”的重要意义。中国和西方的社会制度、基本伦理价值体系明显有别，但中国处于改革的社会转型时期，西方则面对诸多社会问题与道德危机，双方分别探讨伦理价值的变迁与调整，会上中西学者各自有所论述。新加坡学者论述本国的政治伦理与政治体制的创新，也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