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办，日本国社团法人伦理研究所协办，于1998年10月17日～19日在北京召开，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40余位专家学者、企业经营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结合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围绕传统伦理与经济发展、伦理文化与经济生活、亚洲价值与金融危机及企业伦理等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关于传统伦理与经济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安云凤、广东省委党校吴灿新、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赵雁霞等总结了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他们认为，中国传统伦理中以义导利、讲究诚信、崇尚节俭、热心公益、乐善好施、重视家庭等美德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些传统的美德依然具有生命力，值得发扬光大。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伦理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基础上的伦理秩序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发展权利，它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对个人价值独立发展的要求；把以义导利推至重义轻利的伦理倾向，削弱了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压抑了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合理欲望；“不患寡、患不均”的分配伦理，助长了人们绝对平均主义的心理需求，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 日本伦理研究所丸本征雄追溯了被世人称之为“日本式经营”的伦理理念的历史发展，认为是铃木正三和石田梅岩把一般的商人道德作为实践哲学而加以系统化，并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比较了涉泽荣一、松下幸之助和丸山敏雄的经营伦理理念后，提出“协调配合”、“自他共存”是任何时代、任何企业都应寻求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营伦理。 二、关于伦理文化与经济生活 台湾淡江大学魏萼将台湾的“妈祖”文化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认为“妈祖”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发动力，由此可以创造经济文明，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和东南亚华侨取得杰出的经济成就印证了这一点。“妈祖”和海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妈祖”文化创造了海洋文明的蓝色文化，促进了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必然带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妈祖”信徒崇拜“妈祖”，希望“妈祖”保佑其在经济生活中的成功，这是一种经济诱因和经济力量；同时，作为民间信仰的“妈祖”，奠定了台湾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妈祖”所体现的智、仁、义、勇、孝等精神端正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孙春晨从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人情”关系入手，考察了“人情”伦理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影响，认为建立在“人情”关系基础上的“人情”伦理，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世俗伦理文化的特质，它在协调人与人的日常交往关系上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人情”关系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因为有“人情”伦理的存在而加强了彼此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但是，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情”伦理的非公共性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公共生活伦理秩序的要求。由于“人情”伦理排除公共生活，将社会公共生活私人化，使得社会的公共利益受到分割。表现在政治生活领域，由“人情”伦理引发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是“权金交易”；在法律生活领域，“人情”关系影响着司法的公正性；在经济生活领域，侵吞国家财产、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私等现象屡禁不止的问题也与“人情”伦理密切相关。 日本伦理研究所户田彻男讨论了家庭伦理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关系，指出企业经营者夫妇的关系状况对企业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只有夫妇相互尊重和彼此信赖，才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日本伦理研究所所属的企业会员中有许多这样的体验报告。南京审计学院徐少锦分析了中国古代商人家教的现代价值，认为家业的传承相继既取决于是否遵守法律和践履道德，也取决于是否对后人进行商德教育，商人家教有利于增强家族企业的内聚力和合作精神，而创造性地利用家训资源，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有助于我国个体企业的发展。香港城市大学陈浩文评价了罗尔斯的社会公正理论，提出用自然主义的哲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效率与平等的矛盾。南京师范大学王小锡从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三个主要环节，论证了道德在完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的重要作用。 三、关于亚洲价值观与金融危机 首都师范大学王锐生认为，不能把东亚经济起飞的奇迹完全归功于儒家伦理，也不能因金融危机而完全否定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绝不是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我们有必要透过金融危机对亚洲价值观作新的思考。亚洲价值观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但作为后起国家走向社会现代化的根本价值取向，它存在着缺陷，应当被超越。例如亚洲价值观中的整体主义并不是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对东亚地区而言，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避免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偏颇的综合个性与整体的价值观，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个性发展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陈瑛认为，亚洲价值观既继承了亚洲传统精神文明的精华，又吸取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合理因素，是经过整合而成的，其核心是社会整体主义。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是价值和伦理的问题，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间接的，东亚经济的腾飞不只是亚洲价值观的功劳，它只是促进的因素之一，我们既不能采取道德决定论的观点来看待金融危机，也不能因发展中的暂时挫折而否定东亚经济的成功，更不能因金融危机而否定亚洲价值观。首都师范大学范燕宁分析了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后认为，要对亚洲价值观在亚洲经济、社会发展中以及在金融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作具体探讨，亚洲价值观中既有落后于时代的消极成分，又有鼓舞人们奋进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那种把金融危机归咎于亚洲价值观，要求亚洲人放弃亚洲传统价值观念、全面接受西方文明和发展模式的态度是没有道理的。 中南财经大学王福霖探讨了世界经济新秩序与伦理精神的问题，认为世界新秩序的道义内涵亟待伦理学对之作出论证。新秩序的基石是经济秩序，而经济秩序的核心是经济的伦理价值问题，强调公正与平等。在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高扬公正、和谐、和平与共同发展的伦理精神是21世纪的时代议题。韩国启明大学洪元植评价了儒教资本主义论，认为儒教对东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既有顺机能，也有逆机能；儒教在东亚诸国既有文化上的共通性，也有差别性，例如韩国是只有用朱子学才能解释的国家，这是与其他国家的重要区别；儒教的现实意义不仅体现在文化层面上，也体现在政治的、经济的层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