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金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比较盛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的重要道德准则。改革开放以来，拜金主义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市场，这不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加以批判、遏制。但是，许多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批判拜金主义时信心不足，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遏制拜金主义软化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个方面： 从客观上看，首先是我国社会存在着拜金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拜金主义根源于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商品生产者要实现自己劳动的社会性质，必须实现自己商品与他人商品的交换。货币产生后，商品生产者就只有把自己的商品换成货币，这就使商品生者之间交换劳动的关系被纯粹的金钱关系所掩盖，从而使金钱在人们的意识中获得了支配人的神秘性质。马克思称这一现象为货币拜物教，即拜金主义。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货币仍然作为一般等价物，因此，产生拜金主义的客观条件依然存在。而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一般等价物职能的发挥愈益充分，甚至可以无差别地同一切活动和关系相交换（如在法制不健全、不严格的条件下，金钱与权力交换），使得货币所有者拥有神秘的权力。凭借这种权力，货币所有者可以占有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这无疑会在一些人的意识中产生对金钱的崇拜。 其次是我们正处于新旧道德的交叉点。当前我们批判、遏制拜金主义的主要手段仍习惯于道德教化。毋庸置疑，道德教化具有一定的感化作用，但问题是我们用以教化的道德内容大都沿袭传统的儒家道德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集体主义”。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总是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反映，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宗法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传统儒家道德，固然不乏有值得借鉴和吸取的成份，但就其整体而言，相对根源于商品经济的拜金主义，却是一种保守的、落后的道德观念。儒家的“重义轻利”特别是后来儒家的只“言义而不言利”的道德标准，已不适于规范市场经济中以物质利益为动力的社会行为。在建国后的许多年里，我们把“集体主义”奉为工作、行为和思想的最高原则，并把它看作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体现。应该说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是崇高的，我们由此培养了许多舍己为公、无私奉献的杰出人物。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我们以前的“集体主义”教育中，个人独立的物质利益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文革”时期更是把集体主义与尊重、发展个人利益对立起来，一切服从集体需要，几乎一切同个人有关的思想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私心和个人主义予以批判，要求人们根除自我，杜绝私心，口号叫做“兴无灭资”、“大公无私”。这样的“集体主义”教育严重脱离了我国的社会生活，必然失去对大多数人的感化作用。 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领域的事实是：原有的道德和伦理规范体系已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渐解体，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道德体系正在形成之中，这就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只能用功利主义的视角去认识市场经济，无法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由此陷入功利主义甚至拜金主义的泥淖，这是拜金主义在我国存在的重要原因。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主观原因，即我们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拜金主义消亡的必然性缺乏足够的理解，而当拜金主义消亡的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悄然出现后，却又没有加以足够的关注，这就使我们在批判拜金主义时缺乏理论和事实依据，也就不知利用现有的条件和手段，有效遏制拜金主义的滋长和蔓延。那么，拜金主义消亡的必然性和条件是什么呢？ 一、拜金主义消亡的必然性 （一）金钱衡量财富的时间极限。资本的目的是无止境地追求并实现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资本为了使其价值不断增殖，必然追求单个雇佣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无限小，其结果是生产技术的进步和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即以机器体系为特征的物化劳动不断取代活劳动。马克思说：“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09页。）这一趋势最终会使资本的技术构成达到这样的一点：机器体系发展为自动化过程，人的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在质的方面不再成为创造物质产品的承担者。到那时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较多地取决于机器的效率，而机器体系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机器所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既然物质产品将不再由人的劳动直接制造，既然产品的生产量同人的直接劳动量不成比例，那么，劳动作为财富的源泉以及劳动时间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就失去了基础，“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17页。）这就意味着用交换价值的代表——货币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自然失去基础。这样，以金钱作为评价一切的拜金主义的价值标准，也就自然失去存在的基础。 （二）追求金钱目标的空间极限。在自然经济阶段，物质财富的经济形式是使用价值，它是直接用于生活消费的财富，而消费在主观上受到人的生理功能的限制，在客观上受到具体劳动的发展程度和产品形态的限制，因而，以往对使用价值的“占有欲”和“享受欲”是一种相对有限的欲望。随着自然经济发展为商品经济，财富的经济形式由使用价值发展为价值，对财富的欲望就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具体的、相对有限的“享受欲”转化为抽象的、绝对无限的“求金欲”，资本增殖价值具有了“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无限制的欲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09页。）为了满足增殖的欲望，资本必然在空间上扩大流通领域，为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寻找市场，其结果是使世界上一切能被资本渗入的地方都变成以增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但是资本流通在空间上的这种扩展最终会达到极限。这个极限就是资本占有了一切市场。一旦达到这一极限，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困难就不再是局部存在的问题，而是全面的、普遍存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