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在东亚经济腾飞中令东亚人引以自豪，也令世人普遍赞叹的“亚洲价值观”，目前正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经受着冲击和考验，许多人正在重新审视这种价值观，有些人甚至怀疑起它的价值和作用。作为亚洲人而又深切关注着国家建设的中国伦理学者，我们更加有责任，来研究这一重要的理论课题。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包括对于东亚地区的前途和命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所谓亚洲价值观，是指亚洲人民，特别是东亚人民在发展现代化经济时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它既继承了亚洲传统精神文明的精华，又吸取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合理因素，经过整合而形成的；是文明和文化的一种综合创新，其核心是社会整体主义。这是一种尊重个人的利益和价值的整体主义，内容还包括忠于国家、热爱民族、尊重知识和人才、提倡勤俭、尊老爱幼、讲求诚信等，由于它与西方国家通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着显著的不同，所以才称之为亚洲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萌发很早，还在亚洲的古代就弥漫着这种整体主义的道德精神。例如，中国古代最重视公私之辨，认为“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二）。公私也是善恶之源，一切善都从“公”出，一切恶都自“私”发。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当成最高的道德理想，即使在经济活动中也要处处“破私立公”。什么是“公”？“公”就是集体与社会，就是民族和国家。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经济伦理，可以发现许多这种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的萌芽。 首先，在经济活动的目的上，许多中国古代人既不是只为个人的生存和享乐，也不是为了个人的超越，去做什么“上帝的选民”，而是为他人，为家庭和亲族，甚至是为着民族和国家。清代的陈确提出“学者要以治生为本”，他说：“学问之道，无他奇异。有国者守其国，有家者守其家，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谓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内事。仰事俯育，决不可责之他人，……天下岂有白丁圣贤，败子圣贤哉！岂有学圣贤之人而父母妻子弗能养，而待养于人者哉！”（《陈确集》卷五）这里虽然说的是“学者”的人生观，其实也包含了一般的人生观，那就是人活着就应当“治生”，即从事经济生产活动，而“治生”的目的无非是履行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下者赡养父母妻子，上者管理好民族国家。徽商章策客死浙江兰溪，临死之前嘱咐其子耀庚说：“吾有遗恨二：吾族贫且众，欲仿古立义田、置义塾为经久计；吾乡多溺女，欲广为倡捐，俾生女者得给费以变其俗。汝无忘父志。”（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六）经商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买义田、置义塾，救济族内的穷人，帮助其子女读书，还要设置公济金，资助那些生了女孩子而无法养育的人，改变本地溺杀女婴的恶习。 其次，在经济生产活动中，许多中国古代商人识大体、顾大局，恪守经济道德，宁肯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决不损害他人和集体。例如山西商人，“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田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资。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沈思孝：《晋录》）这就是说，不但不用设誓和合同而忠诚于现在的企业和伙伴，而且对于祖辈所逋欠的债务，一旦得知后，也要千方百计地归还。婺源商人朱文帜，在珠江经营茶叶，每当新茶过期，他不听市侩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经营二十年，亏蚀本钱数万两，“卒无怨悔”（《扬州画舫录》卷六）。山西乔氏“复”字号商店，对于“相与”字号（有密切交往的商店），舍得下本钱，放大注，给予多方支持。即使对方发生变故，也不轻易催逼欠债，不诉诸官司。广义绒毛店曾欠他们5万元， 破产后仅以价值数千元房产抵债归还。其下属商号一旦停产时，所欠外债立即全部归还，外欠的却能收多少算多少。（《晋商兴衰史》，第148 页）这些表面上看是维护信誉的道德，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本商店的信誉，在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再次，在每个阶段经济活动之后，中国古代商人总是将自己的盈余，大量地投入公益事业中，自己却省吃俭用，这部分钱财，除了养家赡亲之外，还扶持宗族。例如歙人汪光晁，“以服贾致裕，专务利济。族中劳苦者，计月给粟，设茶汤以待行旅，制棉絮以给无衣，施医药以治病人，设义馆以教无力延师者，岁费凡数百金。又每岁施棺。行之数十年，所费以万计。”（《安徽通志》卷一九六《义行》）对于非亲非故之人，有些商人也能出于恻隐之心，扶困救厄，仗义疏财。更有一些商人，热心于修路建桥、兴修水利，甚至资助到外乡。婺源商人詹文锡，“奉父命至蜀。重庆界涪合处有险道曰惊梦滩，捐数千金，凿山开之，舟陆称便。当事嘉其行为，勒石曰‘詹商岭’。”每当发生旱涝病疫等灾害，商人们也踊跃地赈谷救灾。休宁吴鹏翔“汉阳荐饥，鹏翔适运米数万石至，计之可获利数倍，悉减值平粜，民赖以安。”（嘉庆《休宁县志》卷十五）商人不但以钱物服务于社会和集体，还有不少勇敢的商人，面对社会上的恶势力，敢于拍案而起，勇斗贪官污吏和豪强恶棍，甚至在民族危难时，敢于揭竿而起，保卫乡土和人民，维护了国家民族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