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既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出了总体的指导思想，同时也为跨世纪的道德建设指出了基本方向和原则，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学习和领会这一理论，将之运用于道德建设的实际。根据自己的学习和领会，我认为，在以下四个方面，邓小平理论为跨世纪的中华道德文明建设提出了根本的指导原则。 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确定道德与经济的关系，建构中华道德的规范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的根源在社会经济关系之中，而当前道德所面临的问题首先又来自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因此，在讨论道德的建构问题时，首先就要认识市场经济，认识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 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和道德的关系呢？我认为，应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去认识，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新的创造性的认识。 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创造性见解。它的提出，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同时，也对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开启了新的认识。过去我们认为，计划经济就等于社会主义，或者说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把道德看成这一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因此认为，道德必须要为计划经济服务，即以道德规范来维护计划经济，以道德评价来肯定和赞扬计划经济。反之则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认为，我们的道德应对之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现在看来，这种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错觉应予以纠正。当然，纠正绝不是“颠倒”，就是说，市场经济既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道德也不是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不应作为意识形态去为市场经济服务。那么，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以为，一般地来说，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特殊地说，我们所建构的中华道德文明应当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同时，又超越和指导市场经济。 中华道德文明应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全面建立。对于一种现实、合理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不应抵制和反对，更不能否定和消灭它。市场经济的现实性、合理性和广阔的前途，已经为我们过去的经验从否定方面证明了，也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从肯定方面作了证明。因此，作为社会意识的道德，如果不想成为社会的绊脚石，那就要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现有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中，凡是抵制和反对市场经济的，都应当调整和改变。例如，把个人利益等同于个人主义，从而在道德上把强调个人利益的思想及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统统称为“恶”，而予否定，这样的道德观念和规范就不适应市场经济，而要作调整和改变。再者，市场经济要求摆脱血缘的、行政的关系而坚持人与人在物质利益上的“现金交易”、“公平交易”，而传统观念认为这是“认钱不认人，六亲不认”，是道德上的“恶”，是资本主义虚伪的“自由”、“平等”意识形态，这样的道德原则与规范亦须调整与改变。 中华道德文明又要超越和指导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手段和经济方式，而不是“经济基础”，更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社会财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鉴于此，道德不仅要适应和反映现实的市场经济，而且要从最终目的出发来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这也就是要以高尚、合理的道德理想和价值目标来培养和引导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规范市场行为时，道德更是不能附和人们对当下个体利益的追逐，而要通过社会契约的形式，用“正义”的原则来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从而抑制和克服欺诈、破坏环境、危害社会的商业行为，使市场日趋有序、合理。 二、以“三有利”为根本原则，确定道德评价标准，建构中华道德的评价体系 道德评价标准是整个道德体系的关键。不同的评价标准，就有不同的善恶、是非。道德评价标准又是建立在道德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上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以“三有利”作为改革开放中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一种社会意识和社会实践，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的，反之则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的。在当今存在着非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世界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即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来支持和保证的。最后，我们全部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或者说，提高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由此，“三有利”标准是唯物史观和共产党党性原则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判断一切思想、行为的是非、对错的根本标准。 是非、对错的标准和道德上的善恶标准有所不同，而根本标准和各个方面的具体标准亦有区别，因此，不能直接把“三有利”作为万能的道德评价标准。但是，是非与善恶关联、“本”与“末”不可分割。所谓推动历史发展的“恶”，如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劳动的使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个体农民的剥夺，在我看来只是善恶的相对性的表现。从根本上来说，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符合真理的，也就是“善”的。再者，各个具体层次的道德问题虽然不能直接由根本的历史观作出善恶判断，但是，“本”“末”不可分割，更不可倒置，根本的历史观决定着具体的善恶标准的确立。因此，我们虽然不能以“三有利”为万能的道德标准，但是却应当以“三有利”为根本原则，据之对现有的道德评价标准进行审视，对未来的道德评价标准进行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