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亚价值观的几点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奉林 辽宁省朝阳师专历史系

原文出处:
外国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1999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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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二、三十年,东亚经济迅速崛起,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兴趣和广泛研究。以儒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化,也是引起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天,它的一些价值观念和哲学命题仍具有积极意义和不朽价值。深入探讨东亚价值观中的积极成份,对于矫治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端,确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有着极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一、东亚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所谓东亚价值观,是指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东亚地区,在儒教文明影响下形成的对价值评判的总的或基本的看法。广义的东亚除上述各国外,还包括东南亚地区各国。由农业文明和儒教文化背景衍生出来的东亚国家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信仰、风俗,心态及精神风貌等,与世界其他国家有明显的不同,其中最能表现东亚国家特质的,是其价值观念。综合东亚国家共同的农业文明和文化背景特征,其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在东亚,自古以来崇尚以国家利益为重,以群体为本位的先国后家、先群体后个人的献身精神,反对和鄙视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家、民族、社会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情结,在国民思想中根深蒂固,群体本位、整体至上的思想观念一直持续到今天。

      群体本位、整体至上思想在东亚社会中有具体表现。孔子主张“和为贵”(注:《论语》);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注:《孟子·公孙丑下》)。7世纪初,日本推古朝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的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整体意识。1868年明治政府颁布的《五条誓文》要求全国“上下一心,大展经伦”,也是强调国家整体意识。东亚社会强调群体的作用,群体的权威不可动摇,个体融于群体之中,个体需要对群体忠诚与奉献;个体只有通过群体才能把自己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得到社会承认,实现自身价值。

      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用忠效一致、家族集团主义模式管理企业,重视企业凝聚力,培养雇员的集体责任感和事业心,也是群体本位主义的具体表现。

      (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东亚人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注:《周易·乾卦》)为人生信条,在民族自觉和自主意识的支配下,培养和塑造出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进取精神。东亚国家曾有长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它的国民往往把发展经济与御侮图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化作强烈的民族创业动机和企业精神。近代中国深受儒教思想熏陶的民族企业家们就是在与外国资本家的商战中艰苦创业的。他们既遭受外国资本家的强大竞争,又遭到国内封建势力的多方掣肘,每前进一步,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费正清指出:“东亚人的自我约束力和工作道德足以使加尔文主义及其献身教育的精神黯然失色”。(注:(美)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第2页。)

      东亚经济是在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创伤之后逐渐起步的。日本是战败国,大战结束时国内一片狼藉,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陷于瘫痪,国内经济倒退25年。其他国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样的形势下,东亚人以其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从早到晚勤奋而紧张地工作,在战后短时间内创造出“东亚奇迹”,引起西方世界的刮目相看。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取得极大发展,尤其是中国大陆经济迅速崛起,成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这时,国际上开始对东亚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估,确认儒教文化较其他类型的文化更具有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

      (三)义利兼顾的行为准则。东亚是以儒教文化为主体的多种文化并存的社会。与基督教文化相比,儒教更具有重现实、重人生、重社会关系和谐的思想倾向,它“以人为本位,以理性为基础,其重心在修身济世,主流是内圣外王之道”(注:参见杜恂诚:《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的儒教伦理与科学管理相结合,比西方社会单纯的契约关系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更适合东亚国民的性格,因为它有适合东亚国情的伦理观方面的内容。

      如果说东西方企业家在追求利润这点上是相同的话,那么在追求利润所采取的方式与方法上却有明显的差异。东方企业家更多地表现出温和的金钱关系,表现出“民有德而五谷昌”、“和为贵”与“君子生财,取之有道”的儒教伦理气息,大有“儒商”味道。舍义追利历来为东亚人所不取,也为东亚人所不齿。日本企业家横山亮次在处理企业与职员的关系上,一贯奉行“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君子视臣如手足,则臣事君如腹心”的儒家训诫,把爱己及人扩展到每一个职员身上,以期建立起相互尊重与关心、亲密与和谐的新型关系。据说台湾当代企业家吴尊贤把“勤俭诚信”、“修身齐家”、“敬老尊贤”、“敦亲睦邻”、“行德积善”等十三条原则奉为自己的处世之道,“与社会各方相处和乐融融”(注:参见杜恂诚:《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9页。)。所有这些说明,儒教伦理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被消融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之中,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克勤克俭的生活信条。东亚人素以勤劳和不依傍别人的奋斗精神挺立于世。“辛勤劳动才好,游手好闲可恶”、“有苦才有乐”的古训,是东亚人的生活信条。这一信条来自儒教文化的长期熏陶。应该说,勤劳精神并非东亚人所特有,信奉新教的西方人也有这种精神,但东西方所持有的信念和生活态度是明显不同的。东亚人为现实而活着,相信现实的困境能够通过艰苦劳动得到改善,不依傍别人,更不希望死后进入天堂。按照余英时的说法就是,这一思想的“最可贵之处则是能够不依赖灵魂不朽而积极地肯定人生”,“每一个人都可以勇敢地面对小我的死亡而仍然积极地做人,勤奋地做事”(注: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在创业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既能审时度势、业精于勤,又能“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对事业充满必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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