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 K248 贾而好儒是明清时代徽商的一大特色，而崇尚儒家的义利观，则是这一特色的主要表现。徽商的经营思想及其商业道德，无不受到儒家义利观的支配，儒家的义利观对于徽州商人的发展曾起到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为探明徽商发展与演变的规律，有必要注意对徽商义利观的研究。 一 徽州商人崇尚儒家的义利观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当时徽州商人的主客观条件决定的。所谓主观条件，就是指徽州商人的文化心理特质，所谓客观条件，就是指明清时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徽州是朱熹的故乡，号称“东南邹鲁”。自朱熹以后，这里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理学家、汉学家和达官显宦，可谓是“名贤辈出”之区。在这些儒学大师、官僚士大夫的倡导下，徽州的文教事业十分发达，成为“户诵家弦”、“儒风独茂”的地区。在这种文化氛围的薰陶下，儒家的义利观，自然在徽州商人的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徽州商人中有许多人本来就是读书人，他们或因家境清寒，或因科场失意，不得不弃儒服贾。这些人自幼饱读经史，对于儒家先义后利之说自然领悟更深。他们一心想走读书做官的道路，但客观条件使他们无法走下去，既已服贾经商，却不甘心与“贾竖为伍”，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他们认为“贾名而儒行”者谓之“儒贾”，“以儒饰贾”者谓之“贾儒”，“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注：《太函集》卷61，卷52。）。就是说，在他们的心目中，儒贾之分已不仅仅是职业的划分，而且还是道德品质的划分。后一种划分着眼于人的本质，所以显得更为重要。凡能以儒家的道德为立身行事之本者，职虽为贾，犹不失其儒者本色。这种人理应誉之为儒贾，而受到人们尊重。凡背离儒家道德行事者，即便谈经论史、舞文弄墨，也不过是一个用儒者外壳包装起来的市侩，这种人理应被斥为贾儒，而为人们所不齿。 这种儒贾与贾儒之说，虽不见于经传，但却与“圣贤心法”有其相通之处。孔夫子就曾教诲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既然儒中可以有君子小人之分，那么贾中为何不可有儒贾与奸商之别呢？ 明末徽人汪献芝说：“士商异术而同志，以雍行之艺，而崇士君子之行，又奚必缝章而后为士也！”（注：《汪氏统宗谱》卷168。）汪尚宁也说：“业儒服贾，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限于业哉！”（注：《汪氏统宗谱》卷116。）他们的这些议论，都比较集中地道出了当时徽州商人的心态：人生在世，或经商、或业儒，虽然因其条件不同而异，不可强求，但恪守儒家的道德准则，却是不可动摇的，否则就成了自绝于名教的败类。许多徽州商人，在这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虽置身于货利之场，却念念不忘恪守儒家的道德，力求跻身于儒贾之林。戴震曾说：徽州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注：《戴震集》卷12。）讲的就是这种现象。 徽商之所以崇尚儒家义利观，还是与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明清时代由于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小生产者与市场的联系日趋密切，在市场上能否建立起公平交易的秩序，已经成为关系到千家万户生产与生活的大事。然而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劫夺的制度”，“侵占和欺诈”的行为在市场上是司空见惯的。在商业资本盘剥之下，广大农民小生产者受害极深，他们无不痛心疾首地诅咒奸商。于是“无商不奸”之类的叫骂声响彻云霄。然而这一片叫骂之声却表明一个事实：讲求商业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了。在这种形势下，徽州商人高举起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旗帜，走进市场，自然能够博得广大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欢迎，使他们在生意场中左右逢源，处处受益。徽州商人在尝到甜头之后，当然更加起劲地鼓吹“先义后利”的信条，于是崇尚儒家的义利观遂在徽州商人中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风尚。 二 儒家学说认为，义者行之宜也。凡事都遵照儒家道德规范去做，而不计其利害得失，就算坚持了先义后利的原则。徽商鼓吹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固然有其虚伪性、欺骗性的一面，但也有其实实在在的身体力行的一面。就大多数徽商来说，后者还是主要的一面。这表现在他们经商的目的、经商的手段以及商业利润的用途上都贯彻着一个义字，就是说义字贯穿了徽人经商的各个环节。 徽人认为他们经商是为了义，而不是为了利，这是他们崇尚儒家义利观的第一个表现。万历《歙志》说，徽州山多田少，人口日增，粮食不足自给，故徽人不得不四出经商，藉以谋生。“谚语以贾为生意……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矣”（注：万历《歙志·货殖》。）。就是说，经商固然要图利，但图利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终极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求生。所以把经商称为“做生意”。明末徽人金声也说：徽人为贾是为了“求食于四方”，“非贩而求利也”（注：康熙《徽州府志》卷8。）。足见在徽人心目中，谋生与求利是有所区别的。“生意”一词不论是否由徽人所创，但它早已在徽人中广为流传了。这个词所带有的浓厚的理学气味是值得注意的。《易经》上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注：《周易·系辞下》。）。所以后世儒家多以生释仁。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斯所谓仁也”（注：《河南程氏遗书》卷11。）。朱熹也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注：《朱子大全·文集》卷40。）。可见抱着谋生之意而外出经商，这本身就是出自仁心的行为，自然也就合乎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