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时代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必须作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历史上所留下的哲学文献进行“解读”，并从这种解读中获得关于哲学本身的理解，二是进行哲学“创造”，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哲学理论的跃迁。哲学的“解读”与“创造”二者都是十分复杂的精神劳作，需要多方面因素和条件的参与才能得以完成，这些因素与条件既包括哲学家个人的禀赋与创造力，也包括时代的一般精神状况、各门具体学科的发展水平等等。但在本文，笔者试图指出，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必须充分重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要真正“解读”与“创造”哲学，就不能局限在哲学本身之内，而应该超出哲学的学科视野，充分考虑“哲学的生活世界背景”。 这里所谓“哲学的生活世界背景”，主要是指哲学理论所赖以产生与存在的社会与文化情境，尤其是指一个时代人们具体的生存方式与现实生活状况，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概念，即指一种理论得以存在的时空“场域”。（参见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中文1版，13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哲学理论以抽象和“不切实际”而著称，但任何一种哲学的产生与演化，都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空“场域”中，并受着这一“场域”中各种现实关系的制约和建构，正是这种“场域”，构成了哲学的“生活世界背景”。我们认为，离开了这种“场域”，哲学的“解读”与“创造”活动都将难以顺利地得以实现。 一、对哲学文本的有效解读，离不开生活世界背景 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每一时代的哲学研究都离不开对历史上所留下的经典哲学文本的解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伟大哲学家的著作代表着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后来所有的哲学研究者要理解哲学都不可绕过的桥梁。但是，同是解读哲学文本，却存在着两种很不相同的解读方式： 一种解读方式是把哲学文本从其产生的生活世界情境中剥离和抽象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封闭系列，认为直接从文本出发，无需超出文本就足以揭示其意义。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再与雅典的社会生活背景相关，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不再与近代社会兴起之初的风云变幻相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不再与普鲁士的历史情境有何相关，经验的生活史是一回事，哲学的文本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另一种解读方式则认为，任何一种哲学文本都有其“生活世界背景”，哲学文本与人们的现实生存不是彼此隔绝的两元关系，前者总是以后者为发生的背景和舞台，后者也总是承载和内蕴着相应的哲学观念与原则，因此，必须在二者的内在关联与互动中解读和消化哲学本文。 解读方法与解读效果是内在相关的，不同的解读方法所产生的效果完全不一样。我们坚持后一种解读方法，我们相信，只有充分考虑到哲学文本的生活世界背景，才有可能对它的真实意蕴产生切实的了解。在解读历史上的哲学家所留下的文本时，人们经常会困惑不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提出那样的问题？为什么要以那种方式提出问题？为什么要以那样一种方式来处理和解决问题？所有这些，如果仅仅局限于文本自身，而忽视其生活世界背景，是很难得到正确理解的。 研究古希腊哲学，在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时，看到他关于在“理想社会”中，要求卫国者不能有稳定的婚姻的观点，现代人都深感震惊和不解，因为这实在有违现代人所理解的人性和人情。然而，如果我们能超出柏拉图的文本，去认真考察其生活世界背景，即考察柏拉图所处的雅典城邦的社会与文化情境，并把柏拉图所关心的理论问题与雅典社会的变迁与雅典人生存方式的变迁内在地联系在一起，那么，上述疑问即可迎刃而解：原来这是与柏拉图为了解决雅典社会的“礼崩乐坏”的局面，从而寻求社会的重构的动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样，要真正理解亚里斯多德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也必须考虑到他所处的雅典的社会生活结构。麦金泰尔在评价亚里斯多德的《尼可马可伦理学》时，曾这样说到：“亚里斯多德并不把自己看作在创立一种德性论，而只是明确表述了一种隐含在一个受过教育的雅典人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中的论点。他寻求的是最好城邦中最好公民的理性声音，因为他认为城邦是人类生活的德性能得到真正而充分地展现的唯一政治形式，因此，一种德性的哲学理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其题材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德性实践所隐含的……因为哲学必须有一个社会学的，或者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政治学的出发点。”（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文1版，1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麦金泰尔把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与其所处的城邦社会文化情景内在地结合起来，可谓抓住了理解亚里斯多德哲学文本的关键。 在近代哲学中，笛卡尔以冷静理性著称，要理解笛卡尔，就必须回答：为什么他对“理性”寄予如此大的期望？为什么他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贯注了那么强烈的热情？要合理地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不超出笛卡尔的哲学文本，去理解其问题意识得以产生的生活世界背景。图尔敏在研究中发现，笛卡尔的全部工作深受当时两个社会历史事件的影响，一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被刺，二是1618～1648年的宗教战争。亨利四世试图调和当时新教与天主教的宗教冲突，主张宗教宽容，结果不幸身亡；30年战争更是因为宗教分歧所导致的惨烈战争。正是怀着对这种混乱的社会生活景象的忧思，笛卡尔寻找到了“理性”，他要用理性的力量来克服那些引起迷信、偏见、固执和狂热的分裂性力量，他要建立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给我们不可怀疑的真知识，根据这种真知识， 对立的宗教派别都必将服膺于它从而避免再动干戈。 （StephenToulmin.Cosmopolics.1st ed.p45.New York:Free Press, 1990.）很显然，今天人们在解读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时，倘若不对上述隐藏在生活世界背景中的思想动机予以追究，那么，对笛卡尔哲学文本的理解肯定是不完整、不深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