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般而言，中华民族现在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浅薄时期，主要特征是缺乏文化的原创性。造成这一特征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方之间在科技、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发展水平的巨大“位差”。时代因史无前例而深刻，又因步西方发达国家后尘而浅薄。实时势使然，非人力之所能为。由于开放的意义是以引进西方的科技和资本为主，中国目前所处的地位，有些类似二战之后同样浅薄的日本（注：二战后的日本处于“模仿的时代”。参见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8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在古希腊时期，最高的学问是哲学，最大的学问家是“哲学王”。但自近代以来，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新知识迭出，专才凸显。哲学已经包容不了膨胀的知识，好多知识体系从哲学中分化了出去，自立门户，成为科学。哲学似乎从原先至尊的地位演变成了知识的一个门类。它与其它知识的关系就不是高、低之分，而是同、异之别，从君临其上的“高度”变成了侧身其中的“角度”。在自然科学领域，大到宇宙，小至分子、原子或“基本粒子”，由大而小的不同层次，研究内容都是无限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大到全球问题，小到乡村，不同层次的研究内容也是无限的。正象中国古代哲学所讲的：“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注：《管子·心术上》。）而在哲学领域，人们习惯上更加关注体系的博大，理论的深邃，概念的抽象，远离情感，等等。这种看法并不全面，这里暂不旁涉。 哲学的创造时期，一般在一个具有新的实践内涵的时代的结束，有理性的凝结或沉淀，集时代之大成。象黑格尔所说：“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当哲学带着它的抽象概念出现，用灰色的颜料绘灰色的图画时，青年人有生命的新鲜朝气已经消逝了。”（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而在一些“行动的时代”，例如在伴随社会政治危机而“经世致用”观念活跃的时期，一般不造就哲学，只是培植造就哲学的土壤。文艺复兴是一个“行动的时代”。“文艺复兴不是在哲学上有伟大成就的时期，但是也做出一些事情，对伟大的十七世纪来讲是必要的准备。”（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1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同样，当今也是一个“行动的时代”，这个历史的浅薄期也不是在哲学上有伟大成就的时期，但我们的实践对伟大的二十一世纪来讲是必要的准备。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几度被标榜为“深刻”的创造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最深刻的社会变动，依当时的范围堪称是一场“国际动荡”。伴随着时代的转型，思想界也异常活跃，诸子并起，百家争鸣，为后来者创立了各类思想的原型和基石。就象天体物理中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经过原始的剧烈变动，使天体奠定了基本的空间格局和秩序，其后的宇宙发展就只是这一秩序的自然延伸。 中国近代史之“深刻”性是被动的，在丧失主权的情况下，千年王国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对被中国皇朝奉为圭臬的千年孔孟经典的冲击几乎是摧枯拉朽。经先进人物的介绍与加工，传统文化同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奇怪地搅合在一起，不体不用，不伦不类，貌似翻新，实无所沉淀，“称不上什么独创性”（注：景芬：《哲学与文化》97页、13页，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我们不否认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仍可产生先进的思想的论断，但不同意传统教科书的例证，如落后的德国仍可产生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等。因为马克思不是偏居德国一隅去进行思想的，他游历的范围及涉猎的资料使他获得了某种世界的、起码是欧洲的眼光。但是，身在落后国家，对于认识的主体而言，毕竟存有难以逾越的落后民族的“情结”，使其在进行反思时往往底气不足。尤其对象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民族国家而言，更难超越空间的、种族的局限，一下子获得国际的、洲际的发话角度及全球意识。严复是近代史上学贯中西的最先进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体系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方冲击下的变形，新颖而不深刻。因此，他有对西学卓越的阐释和评论，却无哲学的创造（注：景芬：《哲学与文化》97页、13页，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 十年文革的“深刻”性是自封的。它号称“史无前例”，以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论”和“儒法斗争论”为划时代之理论贡献。实则，阶级斗争成了以“小官、学生、工、农、兵”为一方，对以“大官”为另一方的革命（注：“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1976年5月16日）。）， 完全陷入“农民自古就有的对统治阶级特权和特殊地位的憎恨”（注：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53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这一古旧的农民革命的意识形态之中。同反映上层与下层之间矛盾的“阶级斗争论”不同，“儒法斗争论”是反映上层内部的矛盾的。从学理意义上，文革理论以先秦时期的儒法斗争为中轴贯串古今，未尝不可以作为理解统治阶级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的一条线索。甚至，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也可以勉强装在这个套子里，赋予其加深对现实问题理解的历史感，以作为人们体验社会现实的心理回应。然而，儒法斗争这个古代命题一旦被附会于现实政治目的，就立刻变化了其客观意义，从而被大众视为玷污真理的笑柄。何况，以儒法分线，以忠奸分人，其终极关怀只是使政治相对清明，却丝毫触动不了旧体制的根基。真正新体制的萌芽，在于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扩大而最终出现的政、企关系的裂变上。基于这一点，那条在文革中被批判和要打倒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倒是隐隐闪烁着新体制的影子，它在六十年代的逻辑延伸，会使中国更早地展现八十年代改革的形象。只不过，对比八十年代，那时有着更丰富的精神资源可资利用，包括“英雄时代”的民众向心力，以传统文化为心理结构的世俗儒风，未经文革践踏的道德纯朴……等等。总之，文革从形式上看是近代史阶级斗争的继续，从内容上看，则是以现代化运动为底蕴的近代史的反动。那建筑在沙滩上的一度光怪陆离的海市蜃楼，根本不是什么创造，而是封建幽灵的回光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