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1年3月18日，新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走马上任。 那时候的深圳，哪有什么通车的路，到处是坑坑洼洼和积水、污水；所谓深圳市，只有一家酒楼、一座剧院、一所医院。 如果将1980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作为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的日子，那么，深圳经济特区已经走过了15年的历程。 仅仅15年，中国南海边的这个原先是小渔村的叫做深圳的地方，象从海底下长出一座拥有300万人口的神奇瑰丽的城市——一个集工业、金融、商贸、旅游、信息、房地产、货运和仓储于一体的，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百业兴旺、万商云集的著名国际大都市。 深圳创造了神话！ 二 15年来，国内外对深圳的赞扬和批评（乃至谴责）从来没有停止过。 赞扬者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云：“中国不能没有深圳——深圳有希望，才能推动中国的成功！” 批评者如原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陈文鸿博士，他的批评主要基于经济方面，即认为深圳经济的发展是违背其原先预定的“四个为主”的目标的（即：产品并未以出口为主，引进并未以先进技术为主，投资并未以外资为主，结构并未以工业为主）。 还有一种是以经济层面带出政治层面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来自国内，例如有一篇文章这样评价深圳：“高层建筑、开发道路、3天一层楼，穿西装、穿套裙，这些似乎都不能反映事情的本质，因此也无需经常挂在口头上。……应当告诉人们的，恰恰是深圳高楼里面那些本质的东西。……深圳从1980年开办特区以来，从香港、日本、美国的银行资本家那儿，前后借了十几亿元款。又从国家银行里，借了上百亿元款。拿这么多的钱，就是投在珠穆朗玛峰上，也能长出个城市来，并不算什么本事。深圳是个窗口，深圳人把资本主义那一套糜烂的生活方式都从窗口输进了内地，才真是遗患无穷。” 对深圳的政治层面的批评，归结起来还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这方面的批评虽然还是有，但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 而对于深圳的经济层面的批评，有些问题近年来已经得到了改进或弥补（例如“四个为主”的问题），有些问题则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例如整体地提高深圳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问题）。 三 本文感兴趣的是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经济特区并非独深圳一家，1980年与深圳同时成为经济特区的，还有广东省的珠海市和汕头市，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市；到了后来，中央在1988年宣布海南为中国最大、最“特”的经济特区，并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并不亚于当年开发深圳之热潮的开发海南的热潮。然而，为什么在所有的中国经济特区中，深圳经济特区搞得最好、最成功，“风景这边独好”——15年来，她创造了200多项全国之最，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首屈一指的“排头兵”。 第二个问题是与第一个问题相联系的，即深圳经济特区在未来的发展中怎样才能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的地位；这是一个“深圳向何处去”的问题。 四 依笔者的看法，深圳最大的优势在于地缘优势，也即毗邻香港，这种“毗邻”，不是一般的毗邻，例如浦东隔了一条黄浦江毗邻上海（浦西），或者厦门隔了一条海峡毗邻台湾。深圳之毗邻香港，至少含有两方面的特殊性：其一，从地理上看，深圳实际上是与香港的新界部分完全连为一体的，1840以前的香港，属于新安县（即现在的深圳市）辖下，当年英国人想要九龙本岛以北的更大一片土地，仅仅是为了划界的方便，才将那条从深圳东面梧桐山的山缝中挤出来的弯弯曲曲、河面最宽处也不过10来米的“深圳河”定为分界线，宝安县（当时叫新安县）的香港和深圳才被一刀切开，一分为二。其二，深圳与香港几乎不存在任何地理上的阻隔或交通上的障碍。上海要开发浦东，起码已耗资数十亿元，造南浦和杨浦两座跨江大桥，而深圳与香港之间，几分钟就可走过罗湖桥或驱车从沙头角、文锦渡、皇岗口岸等地迅捷过往，深圳河在交通的意义上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正是因为深圳有了毗邻香港这一其他任何地区都不具备的优势，深圳的发展才有了今日的奇迹。 试问今日深圳，行行业业，方方面面，哪里没有香港的烙印？何处不见香港的影子？深圳的成功，确实有一些其他因素，例如中央和各省市的投资，例如许多特殊政策等等，但是，关键还是毗邻香港：香港在深圳的投资、香港在深圳的消费、香港对深圳的渗透、引导和示范……，可以说，没有这一切，就没有今日的深圳。 人们很容易进行比较：当年深圳有的政策优势，今天浦东及其他地方基本都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央及各省市在浦东的投资已远远超过当年在深圳的投资，然而，浦东能有深圳的成功吗？浦东能“复制”深圳的奇迹吗？也许，浦东什么都不缺，但独独缺了毗邻香港的优势——这个优势是包括中央在内的任何人都给不了和创造不出来的。 五 深圳经济特区15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深圳“香港化”的过程；“香港化”，是深圳15年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和结果，是深圳成功的基本的、不可替代的要素——这种既是成因、又是结果的特殊关联性，铸成了深圳的奇迹，而且，这种奇迹是不可能在中国任何一个其他地方得到“复制”或“再造”的。 深圳“香港化”的过程，是一个从经济制度、企业行为、城市规划、管理体制一直到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流行文化及至语言系统，全方位地、整体地和连续不断地输入和接受香港模式的社会进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