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尔诺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普遍从属于交换规律，‘等量换等量’的平衡计算规律，确确实实达到无一例外的程度。交换，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无时间限制的现象，比率和数学运算也一样，在它们的纯形式中排斥时间因素。因此，具体的时间从工业生产的领域中消失，现在它对于积累的经验没有什么用处。”（注：阿多尔诺：《整理往昔有什么意义》，转引自施密特《历史与结构》，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后，体现出来的是一个没有时间、没有历史的社会运动过程。在这样的社会生活逻辑中，体现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特征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都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既定的、超历史的永恒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归根结底是持一种反历史的立场的。这种反历史的立场，使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无法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科学的阐释，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历史性理解。因此，是否具有历史性视角，成为马克思批判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入口。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当他从人本主义出发实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时，尽管他的批判是极其敏锐的，但在理论逻辑上，这种人本主义思想恰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经过1845年春天的变革，马克思才真正地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理解。在马克思的科学哲学视界中，历史这个概念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在这里马克思是要回答历史是什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概念主要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注：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可参阅张一兵《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哲学研究》1998年第9期。）。 历史概念的另一个含义指历史地理解问题，即历史性问题，这具有社会认识论的方法论意味，历史是什么只有在这一方法论视角中才有可能得到科学的界定。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1857—1858年经济学手搞》、《资本论》等著作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视角。历史性地阐释社会生活的方法，在马克思科学哲学视域中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对理性史观的现实还原、从生产方式出发的社会生活主导阐释模式和关于历史情境的辩证法思考。 一、理性史观的现实还原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带来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变化，即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型也逐渐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以笛卡尔为发端的大陆唯理主义，其理论建构的一个主要理想是使哲学达到数学理性的层面。在这样的研究视界中，历史本身的研究或者是没有意义的（笛卡尔就是这么认为的），或者是从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对此的反思才有了维柯《新科学》中对历史研究重要性的强调。维柯认为，人们只能认识自己创造的东西，“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注：维柯：《新科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4页。）然而非常遗憾的是， 维柯尽管意识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且通过诗性智慧一词强调历史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但当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并以这三个时代的循环交替来解释历史时，他实际上是开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之先河，即以一种逻辑先导性来界说历史。这恰恰是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意识。在这一点上，狄尔泰关于人文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同维柯的理论视界是一致的。因此，当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理论主题与研究方法，以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时，在理论的实际运用中，两者正好走到了一起。这表明，如何制定科学的历史概念，达到科学的历史视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创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理解马克思历史性视角的理论意义，先要提出的一个深层问题是：为什么当维柯等这样一批哲学家意识到要研究历史、并且提出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历史研究方法时，他们并不能真正地达到对现实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解？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作了明确的回答：“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理论与现实的割裂，使得过去的理性史观尽管想研究历史，但却无法真正地从历史本身出发，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历史性理解，使历史研究本身成为历史编纂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批判，进一步揭示出理性史观不能历史地理解社会生活的原因。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时指出：理性史观的产生主要有三个环节，第一，“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原因、在经验的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进行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这是使思想脱离具体存在的关键一步，只有经过这一步，思想才能获得独立性的外观，成为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第二，为了使各种思想不至于互相矛盾，必须“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这就形成了界说现实历史生活的思想体系，这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最高体现。实际上这些概念是由理论家、玄想家和哲学家创造出来的。第三，具体存在的社会生活成为“某个人物”或“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的制造物。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些思想只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要历史性地理解社会生活，首先是要走出理性史观的意识形态幻想，实现理性向现实生活的还原，从现实生活本身出发，而理性史观本身只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01 —102、72、73页。） 在这一基础上，再来透视哲学的思考，就会发现，当维柯等人提出要以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历史，但他们又只能实现对社会历史的非历史性理解时，这恰是由于社会生活本身的逻辑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运转，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是一个将时间割裂开来，从而使时间显得无关紧要的过程，因此对社会生活的非历史性理解，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逻辑每天都要生产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质上哲学没有真正的历史”（注：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60页。），任何仅从思想层面来界说历史都是非法的，当代解释学的理论困境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