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几十年来，在艺术、文学和社会理论讨论中出现了大量的概念，而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无疑是其中最夺目的一个。“后现代”一词是“后”概念和思想方法家族中的一员，这其中包括“后工业社会”、“后结构主义”、“后经验主义”、“后理性主义”等。在这些概念里似乎融入一种意识，即我们正在跨越一个时代的门槛，但它的轮廓尚不明确、含糊不清，容易产生歧义。这种意识的中心体验就是理性之死亡，它似乎暗示着一个历史性规划的彻底终结，后者包括了现代主义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乃至起源于希腊的整个西方文明的规划。当然，这一组由“后”构成的概念和思想方法就如同一幅字谜画：只要在合适的角度，人们便可以从中发现一种激进的现代主义、一次澄清自身的启蒙运动、一种后理性主义理性概念的轮廓。从这个角度看，后现代主义似乎是一种打破了神话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审美先锋主义的继续或者是一种语言批评的激进化。就如同在字谜画里一样，人们可以在“后”思想里看到两样东西：启蒙终结的激情和启蒙激进化的激情。 但是字谜画中的画面往往产生误导，但它同时却能把对后现代思想歧义性的困惑清晰地表达出来。在这里引起误导的只是通过语言表达出的画面，因为它试图使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知识的、审美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诸多现象与那些由实体组成的画面相适应，而在这些实体的画面里，观察者能够根据不同的心情或者不同的角度发现这样或那样的东西。观察者在这一过程中把玩着这种歧义性，而后者始终寓于视觉现象之中。与此相对的是，虽然这种歧义性寓于现象自身之中，但对历史状况的理解则和对实体画面的发现性观察（或者说是观察性发现）截然不同，原因很简单：观察者自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因而不能够观察历史。我想说的是，关于后现代主义我们说不清楚什么，除非我们从一个特殊（理论、哲学、知识或者道德）的视角出发，而这一视角本身就构成了对当代的洞察，同时也是在当代理解自我的一种方式，而理解自我的主体是在认知上、感情上和意志上全方位参与的同时代人。 因此在下文中涉及的不是对两个确定对象（“现代”和“后现代”）的研究，而是对一种视角的（还是尝试性的）阐释，在这样的视角内，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现代”和“后现代”意识中所独有的歧义性暴露无遗。为了描述这种特定关系和歧义性以及歧义之间的关系，我选择了“辩证法”一词，但这里并不需要什么哲学或者历史哲学知识。“辩证法”一词在这里应该抛开它的内涵（一种自我实现的真理、一种自我实现的历史）去理解。只要你愿意，这样的“辩证法”便可被称为是后现代的。虽然“辩证法”一词在这里的用法很普通，但它还是将一种情况排除在外：即将辩证法变成为纯粹的唯能论，就像利奥塔要求的那样。（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强度》， 柏林， 1978年，第104页。）就这样， 我已经开始阐述自己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了。 二 当“上帝之死”几乎被人遗忘之时，在“后现代”的圈子里又多次地宣告了“现代性之死”。在察觉到现代性之死的这些人眼里，它死得其所，它标志着一次严重偏离、一种集体的癫狂、一种强迫机制、一种致命的幻象的终结。给现代性的讣告中充满了嘲讽、愤恨、仇恨。以往还没有这样一个以善意初衷开始的规划（这里我说的是欧洲启蒙时期的规划）在一片咒骂声中被埋葬。另一些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则给予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在他们眼里，现代性并非死了，这一现象被理解为一个“蜕皮”的过程。在现代性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中，人们很难看清它的走向：它将成为一种回归自我并超越自我的现代性呢，还是成为一个在技术上信息化、在文化和政治上倒退的社会的现代性呢？ 我曾指出过后现代主义（它也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的以及诸如此类的歧义性，关于对理性主义批判中出现的歧义性我也曾提出过了。在这里我想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拾起这一话题，即试图从“后现代字谜画”中寻出一条线索，那便是“对理性的自我超越”（注：科内里乌斯·卡斯托里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 法籍希腊裔著名左翼哲学家。——译注）这一动力，这种超越似乎是人类一种古已有之的规划，它既非一种倡导调和的弥赛亚主义，也不是一种文化、政治上的倒退。 现在我以一幅简单的描绘“现代”星云的画面开始，这恰恰是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切入点。这个图画有两个方面：（1 ）从启蒙的规划开始，这一规划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走出来”，直到马克斯·韦伯，这个规划都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它一直被当成一个社会生活不断合理化、科层化以及“科学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经济、现代科层体制、技术进步以及福柯所分析的身体“训练”类型已经感受到了这一巨大破坏进程的规模：首先是对传统的摧毁，然后对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接下来便是对整体自我“意义”的破坏，这里的自我恰恰是启蒙进程中的产物，同时它也是推动启蒙进程的发动机。在这一合理化进程中担负着历史作用的理性是一种“同一性逻辑”的、酝酿的、控制的、使之具体化、使之系统化、使之整齐划一的，简言之就是一种“总体化的”理性。它的象征便是数学的演绎、几何的基本形式、闭合的系统、演绎—常态逻辑的理论、机器和试验（技术介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实践成为掌权、玩弄权术和组织的技巧，民主成为组织统治的一种有效形式。艺术最终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工业之中，沦为一种貌似独立的假象存在。（2）针对启蒙作为一种合理化的进程， 现代世界从很早、而且自始至终动员了强大的反对力量。在这里，德国的浪漫派人物或许可以被视为其中的代表，他们包括早期的黑格尔、尼采，早期的马克思、阿多诺以及众多的无政府主义者，此外现代艺术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可以纳入这一股反对力量之中。再进一步我们便可以注意到，这一股对反对“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力量（只要它不是从美学上，而是从理论和政治上摇旗呐喊）在特定的程度上依赖于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神话：从早期的黑格尔直到阿多诺，“调和”的观念一直是作为一种对现代社会中物化、失和以及异化现象的乌托邦式的对立画面出现的，它基于“同一性逻辑理性”，它既试图通过单纯的否定，又寄希望于意义的实现。在成熟期的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总体化理性奏响了新的凯歌：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理解的合理性的批判浓缩为一种历史辩证法，马克思同时还拾起了浪漫派的乌托邦旗帜并使之“合理化”。历史辩证法的总体化知识最终成为为现代化的精英们服务的用于确认合法性和实行统治的知识。在总体化的辩证法赋予由国家组织的压制行动（直至斯大林的暴行为止）以良知的同时，无政府主义对国家的反抗——表面上看来是这样——也赋予个体的暴力以良知。这样便导致了无法冲破这个怪圈，而且只会越陷越深。在非辩证的肯定和否定的相互作用中，欧洲的启蒙运动似乎被折磨得消耗殆尽，与此同时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却一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