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即将谢幕的二十世纪百年史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内各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曾经笼罩着极左思潮的迷雾，意识形态的执偏与纷争更是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唯物主义的断章取义地进行“绝对真理”的一厢情愿的确认，以及对唯心主义同样断章取义地进行“极端谎谬”的一厢情愿的定性，成为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思想界与理论界的主流思想。甚至在那个时代曾有人肩负起了唐吉诃德的使命——用唯物主义征服世界，给自己在哲学王国里筑起天朝大国的威严，期待着有一天让所有的偏离了自己阵营的哲学命题最终都皈依自己。 要理解哲学，就要理解哲学的全部，要理解它的正面与侧面、目标与过程、现实与背景，而不能从庞大的哲学论证中归纳出一个囊括了全部意义的结论。实践表明，这个所谓的囊括了全部意义的结论，往往是人的主观臆断，然后以这个主观臆断而以讹传讹。哲学对人的价值就是哲学本身所展开的意义，哲学是很崇高的东西，而我们一些人却把它理解得象加减法一般容易，试图让全体人民都来捧着哲学，分享与智慧为友的乐趣，这看似对哲学的推崇，实则是把哲学嘲弄了。在德意志民族的土壤里曾经培养了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爱因斯坦、来布尼茨等哲学大师，这些哲学大师又以他们深邃而辉煌的思想熏陶了德意志民族理性的茁壮成长。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哲学已经缺欠了许多，我们缺乏逻辑，所以人们的观点总是千锤百炼般的顿悟，却无法用三段论广阔地展开，我们的哲学依据的是直觉，句子精致，意味无穷，但又众说纷纷，一部伟大的《易经》（没有作者），神秘得如同黑洞，足以把中国人都引入迷宫，为解开一个卜卦而绞尽脑汁，花了那么大的心思，最后还是众说纷纷。是《易经》太深刻了，还是中国人的理性蜕化了呢？从哲学史来看，中国式的哲学家首先是伦理学家，哲学一发生就试图指点人们的生活，哲学是相当世俗的。许多学者都承认，中国人崇尚的是实践理性，这是一种油滑又聪明的解释，但仅此已把西方的思维和东方的智慧区分开了。我们不可否认，哲学在实践中要表现出功利性，哲学在它的童年时期就有济世的传统，纵然它曾在象牙塔里作过暂时的停留，哲学的功利性不是哲学存在的唯一理由，但的确是哲学存在的一个理由，要不，哲学的存在难道是为了让人伤透脑筋吗？但这样并不意味着哲学可以不顾一切，跃入人间和一些琐碎而具体的现象打成一片，我们的悲剧就在于试图把哲学变得可操作，试图把哲学道理用自己浅薄的才智解释得通俗易懂，完全把哲学公式化、政策化，哲学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 从哲学的童年起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就陷入了恩恩怨怨的论争之中，许多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蓦然发现，两唯之争并没有给各自带来什么益处，他们都没有能力让人们只相信其中一方，倒是不少有识之士渐渐从这旷日持久的论争中解脱出来，开始认清了各自的破绽。从两家开始对垒的第一天起，物质和精神在人的思维中被分裂了，唯物主义者声称在它们的帐下，世界统一了，可实际上他们却表现出对精神的病态般的歧视、敌视。这样，在唯物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死寂的、冰冷的。物质和精神在观念中的分裂，是唯物唯心之争造成的，当唯物、唯心两大阵营能握手言和时，物质和精神从观念和现实中才能得以白发重逢，而这时的哲学又正好和宗教成了一家子，所不同的是，哲学研究坎坎坷坷，而宗教自始至终都认定了“色心不二”的深刻而又简单的道理。（汤因比深切地呼唤并预言，下一世纪将是宗教来拯救世界，因为，世界的发展是令人担忧的，在现实中，经济（现代化）与伦理竟是那样不可调和。宗教的使命是想使二者统一起来）。 可以说，哲学正在从总体上由旧的形态向新质转化，并且在转化过程中痛苦地否定自己建立起来的价值，它既是救世主又是平民，它既要拯救人类也要拯救自己，哲学这种自我意识使其正在逐渐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共注的价值，这对于消解低层次的意识形态的纷争，消解哲学流派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割据状态具有重大的意义。任何哲学形态：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没有任何理由回避一些全球性的主题，如胡塞尔所说“当人类的命运成为儿戏，生活受到巨大的危机威胁之时，哲学发挥着救世主的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哲学必须把一些问题放在一边，提出能够指导历史生活的问题”。布莱顿大会的主题是“对人的哲学理解”。这表明哲学经过漫长的逻辑历程又回归到人本身，人是哲学真正的家园，人最典型的体现了物质和精神的完美结合。二十世纪末最深刻的困境是人类自身，人与物的对立危及了人的生存，而人的贪欲的肆忌发挥又加剧了危机的提前到来，因而，对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发展的关注是任何哲学流源都无法否认的，或许在这个层次上，哲学是共性的，统一的。在低层次上，尤其是在政治层面上试图统一哲学对现实的解释的做法，是哲学异化的表现，而这正是哲学百年来的困惑。 二 意识形态的全部内容应是包含神话、道德、习俗、哲学、艺术等等，而发展的结果往往是其中的某一个要素垄断了意识形态，成为意识形态的代称，并且用这种意识形态规定、假设了世界存在的理由和前景，这便意谓着意识形态的发展更加远离意识形态本身，这种具有“霸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含着某种难以弥合的缺憾——无法完整地理解世界的丰富多彩。人是意识形态的创造主体，意识形态天然地接受人的检阅和选择，而发展的结果是意识形态规定了人的生存和命运。人们相信并甘愿接受意识形态的召唤、激活、安慰，甚至是欺骗，这是人的悲剧。仅仅是意识形态选择人，便意味着在这个意识形态的背后还潜藏着一种意识形态赖以生存的物质力量，当这种意识形态与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时，意识形态对人的选择具有了强制的色彩，这就导致了三种结局：首先，意识形态的操作者是人，是一部分人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左右另一部分人，因而，意识形态与物质力量的结合亦即人与物质力量的结合，这样，意识形态往往是人格的象征，意识形态挟带着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私欲和利益，意识形态造成的对人的伤害实质上是一部分人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对另一部分人的伤害。其次，人是创造意识形态的主体，由意识形态与物质力量的结合显得意识形态异常强大，强大到意识形态异化为形式主体时，当意识形态对人进行单方面的选择时，就意味着死人抓住了活人。再次，意识形态与物质力量的结合扭曲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并使意识形态工具化，以物质力量为动力而使意识形态以“终极信仰”和未来理想的诺言使现状变得可以接受或忍受，而这时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以正宗而自居，另一方面沦为一种附庸品。意识形态成为物质力量的代称，所有偏离正宗意识形态的其他意识形态都将被抑制、摧残，以维护其正宗的地位。而意识形态一旦陷入这一困境，即成为保守的意识形态，并竭力维持其一元存在的优势，以便享有对社会、对世界唯一的解释权，想必在这种社会里苟活着的人是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人，人们不必运用创造性思维，而是用重复性思维，按照意识形态提供的行为标准和思维框架局部地理解世界，这时的理解只能提供无聊的朝歌，不能使思维的水平有半点长进，甚至还陶乐其中。这样一来，一旦社会发生巨变，意识形态刻化的假设的世界和世界的本来面目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这就会导致：一方面意识形态不能从社会巨变中清醒过来，从而借助物质力量本能地维护享有的特权，另一方面，信仰、理想、价值等发生深刻危机，人们从内心已摈弃了意识形态的一元结构对人的制约，但因原有的意识形态还没有放下虚伪的臭架子，还依赖着物质力量在正襟危坐。于是为了免遭伤害，更多的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心态和意识形态开玩笑，他们都在公开场合正儿八经地念一通纯而又纯的美丽词藻，而在行动上却早就把它抛到九霄之外，而意识形态身边除了一帮如同意识形态一样僵化的帮腔者和侍奉者外，其余的人都心照不宣，而实质上意识形态除了唯一能显示出野蛮和暴力的物质力量外，一无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