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未来哲学的自觉形态

作 者:

作者简介:
衣俊卿,1958年1月生,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7 年1月获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黑龙江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哲学研究,对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冲突等做了较多的研究,近年来致力于建构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以人自身的现代化为宗旨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迄今已发表学术专著《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历史与乌托邦》和《衣俊卿集》,发表译著《日常生活》和《宗教与当代西方文化》,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 余篇。先后两次获国家教育部(国家教委)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黑龙江大学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1999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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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总是文化的人,在人的存在领域中文化无所不在。但是,由于文化相对于政治、经济等现象而言,似乎是无形的、深层次的,因此,对于文化现象的自觉研究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大约在上一世纪中叶,一些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学家、古代文化史学家才开始把理性探究的目光投向人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即文化层面。

      然而,对文化的界定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至今学术界对于文化的定义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一般说来,文化大体上属于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地积淀的类本质对象化。在广义上,人所创造的一切都可以纳入文化的范畴,如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语言、习俗、观念、知识、信仰、规范、价值,等等。但是,在实际运用中,人们很少用文化指谓人之具体的、有形的、可感的、不断处于生生灭灭之中的造物,而是用来指称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象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活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胡适把文化界定为“人们生活的方式”,而梁漱溟在区分文化与文明的意义上称文化为“人类生活的样法”。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和在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人类开始体会到传统文化模式的惰性和异化的文化力量对人的统治。哲学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始把理性的目光投向原本只属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文化现象,由此把哲学同文化的本质关联自觉地展现出来。

      一、哲学: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显

      虽说直到现代哲学才把文化当作自觉研究的对象,但哲学与文化的关联却是本质性的。换言之,哲学总是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显,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哲学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传统哲学往往是特定文化模式的不自觉的显现,而现代哲学常常是特定文化精神的自觉升华。由于文化现象的深层次和无形的特征,文化哲学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其他哲学学科或分支领域的特殊的哲学研究领域,而是贯穿于或渗透于所有哲学领域之中的哲学视野或哲学境界。因此,不仅在传统哲学中不存在独立的文化哲学形态,即使在20世纪,文化哲学也是贯穿于存在主义、哲学人类学、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之中的哲学视野和哲学活动。对于哲学同文化的本质关联,我们可以从共时的和历时的两个维度略加展示。

      哲学是人类理性的事业,它往往具有很大的普遍性特征,但是,即使如此,不同的哲学也总是带有一定的地域特征或民族特征,这些特征正是哲学的某种文化内涵。具体说来,哲学总是特定地域、特定民族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或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特定的文化模式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特定哲学的内涵或视野,而特定的哲学反过来也会规范特定的文化模式,因此,我们可以透过特定的哲学去理解特定的文化模式。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许多例证,如经验主义哲学之于英格兰民族、理性主义哲学之于德意志民族、实用主义哲学之于美国人,等等,在这里,哲学同特定文化模式之间的本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提及以自然主义为本质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传统中国哲学实际上就是传统中华民族自在的文化模式的理性显现。按照学术界的通常见解,传统中国哲学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虽然从表面上看,儒家与道家有很大的差异,儒家代表一种“入世”、“兼济天下”的精神导向,而道家代表一种“出世”、“独善其身”的精神境界,但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植根于原始的、自在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上,代表着人与自然尚未分化的存在状态。儒家通过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立根于宗法血缘关系之上的伦理纲常的突出强调,道家通过对“自然无为”、“与万物齐一”的境界的赞美,试图把每个人都纳入到一种给定的、自在的、自然的关系之中,使人凭借习惯和经验等自在的文化因素而自在自发、无欲无求、顺其自然地生存。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本质特征同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中国民众的自在的文化模式有着本质的、直接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这一农本社会特有的十分强大和沉重的日常生活结构自发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自在的文化模式。农业文明的立根基础是封闭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偶尔的商品交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资料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是直接同一的,都内在于日常生活世界。中国的发达的农本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小农。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农民是典型的、纯粹的日常生活主体,他们终生被封闭在家庭、村庄、山沟、河畔等天然共同体中,这是他们所十分熟悉的、安全的、封闭的日常生活世界。生活在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们不必思索、不必沉思、没有困惑、没有不解,家风家教、父辈的言传身教、周围人们的示范等等,把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天然情感等自在的文化因素潜移默化地溶铸进一代又一代日常生活主体的血脉之中。于是,一代又一代人凭借着这些自在的文化模式而自在自发地在春夏秋冬的周而复始的轮回中展开自己的日常生计。在这平凡无奇、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人被消溶到周围世界之中,成了自然链条上的一环。人与周围的物,人与他人都处在一种天然的、未分化的、自在的关联之中,生存在原始给定的天人合一之中。显而易见,以自然主义为本质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正是这种自在的文化模式的理性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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