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教授，您是上海哲学界（尤其是中哲史界）一位功底扎实深厚、研究涉面甚宽、学术成果颇丰、崭露自己独特治学风格的著名中青年学者，也是本刊多年的老作者之一。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渐渐呈现多样的发展趋向，您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颇具特点。能否请您先谈一下您的学术传承、受业背景？ ●我的治学之路始于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的历史虽然不很长，但其传统却可以追溯到本世纪30、40年代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汇聚了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等哲学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实在论的影响，并十分注重逻辑分析。特别是金岳霖，对分析哲学的理论及哲学方法（包括现代数理逻辑）有相当的研究，当时有中国的摩尔（G·E·Moore）之称；其《论道》、《逻辑》、 《知识论》都可以看作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的经典之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奠基者冯契先生30年代时便师从金岳霖，自50年代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之后，冯契先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的同时，也把清华的传统带到了这所学校，而注重理论研究、逻辑分析的哲学路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逐渐构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的特点。 ○您是冯契先生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一定比较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传统。 ●确实有这种感受。事实上，早在做冯契先生的博士生以前，我已在冯先生门下学习了三年。当时冯先生的著作虽然大多尚未正式出版，但相当部分已作为讲义打印出来并发给我们，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及《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等。这些讲义是冯契先生数十年哲学沉思的结晶，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哲学史与哲学理论方面的具体知识，而且展示了一种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后者之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历史考察与理论阐发的统一，或者说，以元理论的沉思为基础回顾哲学的历史；又以历史反思为前提进行哲学理论的建构。这一路向，对我以后的哲学思考和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1997年汉城举行的第10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您担任了分场主席，主持了专场讨论。在中哲史这一领域中，您的学术成就可以说相当突出，据我们所知，日本的有关中国哲学史学者（如九州大学名誉教授福田殖等），认为您是目前在日本中国哲学史界颇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学者之一。能大概地谈一下您在中哲史研究方面的情况吗？ ●好的。从研究生阶段开始，中国哲学史就是我的主攻专业。我的研究兴趣首先集中于其中的中国古典哲学。中国古典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原创性，正是这种原创性，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无尽源头。我认为，哲学史的研究与一般思想史的研究似乎有所不同，思想史的研究往往着重于对观念现象的历史阐释，哲学史研究则不能仅仅就史论史，而应当进而把握其中具有原创意义的思维环节，再现古代先哲的智慧之路，从而为今天的哲学思考提供深层的理论资源。中国古代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性与天道的无穷追问和沉思，他们的哲学系统可以看作是这种思与问的凝结；不断地解读这些体系，敞开其中的内在意蕴，无疑是哲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80年代开始，我从不同角度和线索对中国古典哲学作了若干疏解和诠释，范围涉及先秦诸子、汉代儒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其中用力较多的，则是儒学和理学。当然，这种解读是无止境的，我所做的工作还非常有限。 ○就中国古代哲学而言，您对宋明理学，特别是王学的研究格外引入瞩目，您的专著《王学通论》是一部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力作，日本九州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者曾在该校研讨班上就此书展开讨论；台湾以繁体字再版此书，此著而且被韩国汉学家译成两种韩文译本，在海外也产生了影响。可以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研究吗？ ●我对王学的研究，开始于博士生阶段，您提到的《王学通论》，便是我的博士论文。在该书中，我主要把王学理解为一代思潮，并通过展示其历史演变的过程，进而揭示其中内含的逻辑脉络。王阳明的心学以良知与致良知为核心范畴，两者各自蕴含着内在二重性，从厘定这种二重性入手，我既阐释了王阳明心学本身的理论趋向，又考察了晚明心学的分化、演进过程以及这种分化的理论缘由和历史根据，并分析了心学终结于明末、复兴于近代的原因。从历史跨度看，这一研究涉及了王学产生的历史前提、王学本身的逻辑展开、王门后学的分化变迁、近代王学的复兴等。在此以前，这样的系统考察似乎还较少，也许这是它在出版后引起注意的原因之一。当然，该书毕竟是10余年前的作品，现在看来，其中有些分析不免显得生硬，已不能使人满意。 ○除了较早的《王学通论》外，您后来对王学还作过进一步的研究。我指的是，被北京三联书店列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心学之思》。 ●我在《心学之思》的后记中提到，王阳明属于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也许正是王阳明心学内含的这种原创意蕴，促发我在10年前初涉其思想之后，再度把心学列为研究对象。当然，尽管涉及的对象相近，但前后切入的角度并不相同。作为博士论文的前一著作，主要着重于思潮的历史考察，后一著作则更多地以心学意蕴的理论阐释为内容；两者都力图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在历史与逻辑的各自侧重上，则又有所不同。事实上，不同的书名（《王学通论》与《心学之思》），也反映了研究角度的差异。 ○宋明理学之外，宽泛意义上的儒学也是您关注的一个领域。您在90年代初出版的《孟子新论》、《善的历程》都涉及儒学，尤其是《善的历程》，出版后海内外都有较大反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墨子刻教授曾引用过此书；我们《学术月刊》曾在1996年第5 期上发表过武汉大学哲学系萧箑父教授对《善的历程》颇高的评价，认为此书“无论就选题之新颖、史料之翔实、论析之绵密、阐述之明晰，均已达到优秀水平，是一部具有学术质量、理论深度、史论结合、古今贯通的上乘之作，为儒学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我在该书的序言中看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张永隽称赞这本书“风格清新、创见卓越”，“呈现高度的学术思想水准”。记得《孔子研究》在1995年第3期也有一篇评论， 认为这本著作“扎根于历史而又不为史料所掩埋，既有照着讲的严谨，又有接着讲的创造，更有自己讲的气派”，几年前台湾也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您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我所感兴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