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的耳熟能详与真切理解之间，直到今天仍存在着强烈的反差。要真正走近马克思，所面临的艰难是不同寻常的。这不仅意味着，面对宏大的马克思哲学世界，需要智慧的强探力索和心灵的深度契合，同时更意味着在这无所依恃的特定境域里，得有足够的学术良知和足够的人格强度，才能“直扑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页。）。黄克剑近二十年来所有马克思研究文字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艰难的努力与进展，并达到了系统规模和实质性高度，正如《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黄克剑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所集中展示的那样。 在作者的视野里，马克思哲学并非仅仅作为一个逻辑自足的理论体系而成为理论认知的对象。它首先作为一个富于人文关切因而有着特定的价值取向、渐升渐进的精神历程，呈现在《人韵》的纵贯解读系统中。但是，这和以往所谓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种种著述有着根本的区别。那些著述反复描述的是经由不断的“决裂”和“转折”，从幼稚到成熟判若两人的两个马克思。那体现了马克思一生精神终极指归的人的“个性”和“独立性”，以及由此察照的社会历史藉以生成演进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此仅成了德国古典哲学传统残留下来的思辨“痕迹”。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则常常被作为实证科学支持着那被抽象出来的社会历史发展的“铁律”。而在《人韵》独到而精致的分析中，上述两条线索合乎逻辑地交织在一起，原先由于那种割裂式的把握而被忽略的思想阶段，都重视了它们重要的环节性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混同于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见解也在作者的贯通性理解中恢复了原本的独创性地位。 黄克剑对马克思精神历程的追溯，所追溯和抉发的是人的“自由”“个性”的价值主题线索在马克思哲学运思全过程的一以贯之，由此展示的是马克思一生为探求人的自由的定在所作的全部努力。整个过程从未中断过思想的独创。 而作为哲学的历史观除了和科学一样需要事实依据和逻辑表达外，还需要作价值观照，而且因其对象本身就是带着价值预期的人的活动及其结果，注定了它的事实陈述和价值陈述难分彼此。从事实际的“个人自主活动”的人是不是历史的起点、主体和归属，这既是一种事实判断又是价值判断。正是基于这样的识见，黄克剑才把完成形态的新历史观作为逻辑系统和价值系统的统一加以浑全把握。《人韵》在这里的读解，以人的受动而能动的感性对象化活动为中轴，展开了人的自然、社会、历史三重对象世界和人的这三重递相归摄的对象性存在。如马克思所说，“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这种历史考察的“出发点”，由此出发我们看到，人是人所创获的这一切对象的主体，既是逻辑主体又是价值主体。无论是由人的对象化活动而人化的自然（包括人自身自然），还是人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对象化活动中同时联结而成的社会，还是二者的发展——历史，都只能在人及其活动中获得逻辑证明和对人而言的意义与价值。在人的多重对象性存在和活动中，产生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交往形式。诚然，马克思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第362页）。人们据此得出了流行的经典公式。但是现在，当我们再要陈述这一公式的时候，恐怕将无法绕开作者为这一公式的正解所提供的原典依据：“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见第363页）。 交往形式“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见第354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生产力不过是个人自主活动所产生的力，是典型的“人化的自然”，而生产关系是个人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结合，是作为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由这活动所产生所改变。按照马克思，二者相适应，个人则成为“有个性的个人”，反之，交往形式对个人就成为偶然的外在的强制，人也因而成为“偶然的个人”（见第294页）。与此相应，阶级、 国家作为受交往形式制约的人类集体，也因是否有益于人的个性而被马克思划分为“真实的集体”和“虚幻的集体”（参见第七章），而社会意识不过是社会的人的意识。正是个人自主活动产生、推动、改变着这一切。因此，“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才是历史的主体，历史的逻辑根据和价值泉源。“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见第363页）。在这里，“改革世界”和无产者命运的改变作为马克思的“现实关切”，只能意味着基于实践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它归趋于人的“自由个性”的完整实现——这一马克思的“终极眷注”（见第312页）。 至此，《人韵》对马克思历史观以人为主体本位的逻辑推展系统和以人为终极目的的价值观照系统所作的浑然一体的横摄性把握，与对马克思思想过程的纵贯式打通交错在一起，十字打开了马克思哲学的整个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图景里”，新哲学形成中的每一个重要环节都预示了它可能的完成形态，并支持着对它完成形态的理解；而新哲学完成了的意义系统则照亮了它形成中推进的精神主线，并使其中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地关联在一起。若无前者的“纵贯”，这一规模巨大的思想体系则成了没有来由、毫无准备的构造；若无后者的“横摄”，我们也就的确不清楚马克思前此的种种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何意义？ 就马克思历史观体系本身而言，若无严整的逻辑推展，人的价值主体地位、自由本质这些价值命题是无法得到合乎逻辑的确证；而若无价值关怀对逻辑系统的渗透和统摄，我们则不清楚：在惊叹系构造的宏伟、精巧之余，面对命运的强制，我们——人还能做些什么？ 对一个深睿的灵魂的理解程度，也许可以测度理解者自己灵魂的深浅。与马克思在中国的崇高地位相称，理应有对马克思的合乎时代高度的领悟。这样，马克思对我们才是真正亲切的，而我们也才可能有无愧于马克思的人类关怀的精神境界和现实作为。在这个意义上，《人韵》，以及所有富于真诚和智慧的类似努力，具有了超越其纯粹专业领域的，更为丰富和久长的意义。而书中论及的“偶然的个人”等问题，在今天，大有结合新的历史情况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