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说，生产力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知识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生产力解放和变革。因此，对知识经济的研究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理论。用生产力标准来分析衡量知识经济，是科学的、正确的也是唯一能把握知识经济本质的方法。 从生产力视角看人类社会的经济历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进步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和特征。生产力的变化，更具体地讲，生产力的三大要素的变化是判断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尺度。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这三大要素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都有其特定的内容，要素的改变引起经济形态的演进，当这种改变完成了从量到质的过程，足以突显出新的生产力特点时，就会出现生产力革命，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便产生了。当然，这个过程总是连续的、渐进的、时刻运动着的，并不存在一种经济形态与另一种经济形态之间的鲜明界线，好象一道门槛，可以一步跨过。它们相互联系、交汇，新的经济形态总是在原有经济形态中孕育，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变革而逐渐体现出相对较为明显的不同特征，使人们得以将其定义为不同的经济形态。 在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上，目前流行的说法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相继出现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种经济形态，并认为知识经济将要取代或替代工业经济。若不加仔细分析，似乎也可理解，但认真研究起来，就会发现这种分类法的不合理之处，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农业、工业分属不同的产业，而知识是生产力的一个要素，不同属性的三个概念在逻辑上根本不存在对应关系。因此，知识经济不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相衔接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更不会取代或替代农业和工业这两大产业。 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历程。但实质上这两个视角的切入点都是生产力的进步和变革。一是从产业结构、产业进步或产业革命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经济历程链接描述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三个阶段各以一次产业革命为标志，农业、工业和信息产业是各自阶段的主导产业，新的主导产业代表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产业发展方向，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已有产业的消亡。还在十几年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就将这三次产业革命形象地描述为三次浪潮，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信息社会。如今，老托的预言实现了。人类正在亲身感受着以信息产业革命为核心的第三次浪潮的强大冲击力。另一个视角是从生产力要素变化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链接描述为体能经济（劳力经济）——资源经济（资本经济）——知识经济（智力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与从产业进步的角度而划分的人类社会的三个阶段存在着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体能经济（劳力经济）是农业社会的主流经济形态，它以人的体能资源为依托，以简单自然的农业为支柱；资源经济（资本经济）是工业社会的主流经济形态，它以稀缺自然资源和资本为依托，以传统工业为支柱；而知识经济（智力经济）则是信息社会的主流经济形态。它以知识、信息、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因而是一种全新的、先进的、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的人类社会经济形态。 从生产力视角看知识经济的本质 生产力视角是我们准确把握知识经济本质的最佳的也是唯一正确的视角。“知识就是力量”，弗兰西斯·培根的这一名言已流传了三百多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知识、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然而，在体能经济和资源经济时代，知识只是作为劳动者的技能和对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革新而发挥作用。尽管在资源经济时代，这种作用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和具有革命性的动力，但从其根本实质上来说，知识、技术仍然只是农业和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添加剂和催化剂。只有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智力才真正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力量转移了。“一场革命正在席卷培根以后的今日世界。过去的任何天才（无论是孙子，还是马基雅弗利，还是培根本人）都无法想象今天的最深刻的力量转移：今天无论是武力还是财富本身依靠知识的程度都是惊人的。知识本身不仅已经成为质量最高的力量的来源，而且成为武力和财富的最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知识已经从金钱力量和肌肉力量的附属物发展成为这些力量的精髓。事实上，知识是终端放大器。这是今后的力量转移的关键，它说明全世界争取控制知识和传播手段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注：阿尔温·托夫勒《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在中国，邓小平首先发现了这一以知识为中心的生产力革命的新动向，并作出了科学预言。邓小平是伟大的实干家，他最讲实际，但正是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与思考，使他成为高超的预言家。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的更伟大之处在于对未来的前瞻与预言。在任何一种经济形态中，人类的经济活动总离不开劳动、资本、知识、土地及其它物质资料，但在知识经济里，知识的地位空前提高，成了处于支配地位，起核心作用的生产要素。这导致生产力的内容和要素发生了根本变化。对此，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德·德鲁克的论述最为精辟：“正式的知识被视为关键的个人资源和关键的经济资源。知识是今天唯一意义深运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即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没有消失，但是它们已经变成第二位的。假如有知识，能够容易地得到传统的生产要素。（注：彼德·德鲁克《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知识经济》，珠海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7—59页。 ）“我们现在把知识看作一个基本的资源。土地、劳动和资本作为限制因素是重要的。……而只要存在着有效的管理，即将知识应用于知识，我们总是能得到其它资源。”（注：彼德·德鲁克《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知识经济》，珠海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7—59页。 ）“知识已经成了关键的资源，而不是一般意义的一个资源，这一改变使我们的社会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它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它创造了新的经济动力。它创造了新的政治学。”（注：彼德·德鲁克《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知识经济》，珠海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7—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