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年的中国哲学发展，感应时代之脉搏，得改革开放之助力，成为建国以来哲学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其观点之新颖、视野之开阔、方法之多样、成果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对它进行任何一种概括，都将遮蔽其他可能的视角，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作出某种大致的总体把握。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大体上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它们既是时间上的递进，又是逻辑上的深化。主体精神的觉醒构成其中的主旋律。 1.1978～1980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5月11 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这场波及全国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的权威，把过去的一切都诉诸实践法庭加以评判，从而突破了教条主义和现代迷信对人们的禁锢，开辟了思想解放的新时代，为改革开放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准备。由于现代迷信是以教条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恢复人们的理性态度（这里所谓的“理性”，不是唯理论所说的理性，亦非同感性、知性相对而言的理性，而是一般知识论意义上的广义理性，它同信仰相对而言，因而可以与经验论立场相一致），就必须通过对实践尺度至上性的确认来实现。 2.1980～1984年，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从1980年开始，哲学争论的重心由真理标准问题转向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这一转变意味着人们由对“两个凡是”的反拨，转向对十年文革的历史反思。理性视角的获得，使人们的目光不再投向外在偶像，而是反视自身，导致了“人”的发现。于是，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得到尊重和确认。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其中最集中的是人性与异化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问题。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合乎逻辑的深化，对于人的主体精神的觉醒，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3.1984～1990年，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讨论。1984年以来，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被提上日程。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再认识”的逐渐深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在哲学体系及其建构中的地位和前提作用得到确认，人们开始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这一讨论的实质，在于哲学通过自我反思，使人的主体性获得了本体论承诺。人的自我发现，如果仅仅诉诸一种道德的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大写的“人”的真正站立，最终将有赖于对人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揭示。就此而言，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讨论，乃是人的主体精神觉醒在元哲学层面上的自觉表达。 4.1990年至今，社会发展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90年代以来，发展研究与现代化理论逐渐成为“显学”，出现了一大批学术论著。在一定意义上，这个问题的提出，乃是哲学反思回到实践的结果。主体精神的觉醒必然内在地要求人们把握和观照自身的存在及其历史展现。实践尺度的经验诠释、主体性的理性视角，使哲学思考获得了实证论立场和进化论框架，为人们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亦即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适宜的理论坐标。正是在这一学理背景下，社会发展和现代化问题成为理论界广泛关注的学术热点。 作为时代精神的折射形式，当代中国哲学的四期发展，无疑有其坚实的历史基础和深邃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历史实践的深化与拓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的传入及影响、对以往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等等，都构成了新时期哲学发展的动力。此外，20年来中国哲学“自己构成自己”的内在逻辑，的确为当代哲学嬗变提供了学理依据。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当代中国哲学发挥了巨大的历史解放作用和理论先导作用。 当然，在充分肯定20年来中国哲学发展及其历史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回避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难题。因为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才有可能揭示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某些消极现象的深层原因，并为中国哲学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笔者认为，目前在社会思潮中存在着实用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倾向。它们的形成，固然有其深刻的世俗基础，如社会的市场化、工业化、现代化对人们生存方式的重构，无疑充当了这些思潮赖以生成的社会和历史前提，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自身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则为这些思潮的出现提供了学理依据。实用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存在，不仅妨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正确领悟与把握，而且已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带来了某些消极后果。因此，亟待对其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反思。 1.关于实用主义思潮。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以往对社会主义所作的传统理解的确带有某些空想成分，它构成极左路线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反省“乌托邦”悲剧时，为了同教条主义和理念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对实践标准的阐释更多地是强调它的经验层面。 早在1954年，毛泽东在写给李达的一封信中就提出：“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7页。）但遗憾的是， 我们并没有真正完成这一理论任务。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批判主要局限于政治层面，而忽视了学理层面的充分展开。前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和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在1955年就已有中译本出版，这本书对我国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该辞典就把“实践”同“经验”混为一谈：“经验包括人们社会实践的全部总和。经验是在人们和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而首先是在人们既改变自然界又改变本身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经验是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注：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05页。 ）这种解释传统不能不间接地影响到真理标准讨论中对实践尺度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