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改革的方向 在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富有远见地提出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邓小平指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而所谓开放，则是改革题中应有之义、改革的重要方面和改革的前提条件。在当今世界格局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依据，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其效应跟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一样，首先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跟历史上其它革命不同的地方则在于，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还要解放生产者。我们知道，历史上只有资本主义才是“为生产而生产的”，它把生产作为人的目的，而人则只不过是生产的手段，“死的劳动支配活的劳动”。前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其实都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前资本主义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没有为后续社会准备物质技术条件的任务。后资本主义则因生产力问题已经解决而退到背景位置，人成了目的而生产只是手段，“活的劳动要支配死的劳动”。由此人类将要从“必然王国”逐步进入“自由王国”。所以，“人的发展”问题自当占据我们社会的主体和核心的位置。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是资本主义时代的非资本主义方式探索。它要按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式，去完成为未来社会准备物质技术条件的任务。而我们当前改革的基本属性，就其普遍性说，是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自我完善”，而就其特殊性说，则是我国当代背景下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换轨”。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所引起我们社会的变化，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要大。其意义不仅在于调整政策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体制为下一个世纪发展作准备。它始终要以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始就以其鲜明的“改革开放”旗帜而载入史册。 在这全面的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当是其基础工作、核心内容和重要方面。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在冷战时代和落后国家早期工业化需要的条件下，根据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特理解，利用了传统的组织资源并参照“苏联模式”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在建造我国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过程中，曾经起了极为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当代科技革命和相应的生产日益社会化、国际化的形势下，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了。战争年代的那种军事式行政性集权方式，无法跟当代日益社会化的普遍交往社会现实相协调；如果不对它进行革命性的改造，确实难以在当今国际社会立足。这个改革的经济内容，是使原来带浓厚自然经济色彩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背后的社会实质，则不外是让庞大的社会资源冲破原先行政垄断狭隘框架的束缚，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自组织”优化配置，并让劳动者有可能在一个相对公平和有序的竞争过程中得到某种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这里必须指出，传统“计划经济”的根本弊端并不在于它的计划性，而是在于行政垄断下长官意志“瞎指挥”的反计划性；“市场经济”的主要优长也不在于它那“无政府主义”式不受约束的个人任性，而是在于一定“公共游戏规则”约束下当代人们所能接受的协调整合社会的资源配置优化方式。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社会实质，在于让社会化取代行政化，而不是让个体化取代社会化。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走向，与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据和要求，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社会主义不外是市场经济内部矛盾运动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社会主义只是生产社会化的目的、要求和结果而已。过去我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曾经把计划经济的社会化背景误以为是大型化、集中化和行政化，因而使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个体经济“归大堆”和经营方式“国有化”的误区。它那“命令经济”和“审批经济”的运作方式，又恰恰是同思想路线上的“行政权力标准”和“意识形态标签”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没有职能分化的“人多势众”和缺乏社会整合的“行政垄断”，方向上恰好是反社会化的。现在我们也要警惕传统思维定势的扭曲，把市场经济的社会化背景理解为小型化、分散化和个体化。我们认为，个体积极性无法取代社会协调性，而个体经济又恰好是“行政权力支配”的社会基础；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从来都是政治上高度集中和经济上高度分散的相济互补。现在把原先的国有企业当包袱甩到社会上，并不一定能解决其合理的运行机制；而简单引进境外财团力量，也不一定能支撑起我们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 应该明白，高度的分散需要高度的集中，而高度的集中又是以高度的分散为自己的存在前提的。在这个两极振荡的框架里面，社会运行就只能是“天下大势，久分必合，久合必分”那“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过去“文革时代”所谓的“提倡一个公字”和“提倡一个忠字”，其结果是发展了封建式的行政垄断和人身依附。它那“增强领导班子，下放科室人员”的操作方式，明显跟当代社会职能不断分化和行政权力逐步交还给社会的走向不符。特别是在今天“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演化过程中，如果仍坚持原先等级差序那种人的依赖关系机制，而在走向世界并形成“全球经济”的总体格局中，又日益让自己经济结构轻型化、单一化和依附化而造成对外依赖状态，这就很难说会有什么真正的出路。在这讲究经济实力的年代，企望用“靓女先嫁”的廉价出卖资源，并由此希望通过境外财团来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恐怕是极不现实的。我们并不笼统反对外面东西的进入，但对外开放主要靠自己走出去，而不是简单地只让别人走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