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然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发挥指导作用，并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使之有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走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这是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并形成于欧洲工业文明的时代，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但它又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时代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在它的体系中容纳了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在经由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到欧洲近代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着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优秀传统，无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吸收，并发扬光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时代性的一面，又有超时代性的一面，并且在内容上获得了世界性的意义。中国的传统哲学是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并形成的，是古代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因此，它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较，属于一种不同质的文化，并具有自己民族的形式和特点。但中国传统哲学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发展过程中，不仅面临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特殊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如在改造自然、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等等。并且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过程中，尽管回答的方式和结论具有民族的特征，但其中包含着的某些思想和观点往往超出了时代和民族的局限，具有普遍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属于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不同质的哲学，但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容或相通的方面。 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既有着唯物主义的传统，又存在着辩证法的传统，并且在某些发展阶段上这两个方面实现了较好的结合。从先秦至明清，许多唯物主义者同时也都是辩证法家。在先秦时代，《周易大传》既有唯物主义思想，又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荀子和韩非既是唯物主义者，同时又对辩证法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宋代以来，张载、王安石、王夫之等人是将古代唯物主义和古代辩证法结合得比较突出的几位代表人物。 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理论有元素论、道论、精气论、气论等等。在这些理论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唯物主义思想，并形成了以气论为中心的一脉相承的唯物主义传统。其中，如清代哲学家戴震提出了“气化流行”说，强调“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认为世界是气的变化无终止的永恒过程，是不断运动变化合乎自然规律的客观过程。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是较为一致的。 中国古代哲学一直关注和重视知行关系的探索，形成了丰富的知行观学说，即现代人所讲的认识论学说。在这一领域，明代唯物主义者王廷相的“知行兼举”的思想，明未清初陈确的“知行无穷”的思想，都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火花。至于王夫之不仅认为知行是互相渗透的，而且还认为是互相转化的。他提出的有关知行关系的一系列观点，如行是知的来源、基础；行才能发挥知的实际作用；行是检验知的手段；行是知的目的，行高于知；行难知易等，既合乎唯物主义，又合乎辩证法的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家也一向重视历史现象的观察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并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历史观，其中同样包含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诸如：从人们的物质生活探求道德、政治和国家的起源；从经济范畴探讨治国的根本原则和国家兴衰的内在原因；重人事和时势造圣贤的思想；民本观念；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进步的而不是倒退的思想；尤其是王夫之的“理势合一”说，认为历史发展趋势是由内在规律支配的，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非常接近的。 综上所述表明，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的文化传统，这正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通之处，也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层理论契机。如果没有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和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在欧洲民族土壤里滋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它之所以能够为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民族所接受，并使之中国化，这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理论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具有相通之处，而且也是由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特殊需要，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文化的一个必然性的选择。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后来得以中国化，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社会有这个需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能够适合这个需要。中国社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逐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性质的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逐步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帝反封是中国人民面临的十分艰巨而困难的任务。要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必须有理论来指导。综观鸦片战争后八十年的历史进程，整个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上的探讨和选择。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世致用之学，革命农民反封建的宗教改革哲学，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天演哲学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等，虽然它们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都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恰恰在这个时候，俄国人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创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眼光转向了俄国，开始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挽救中国，于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以此作为指导思想，来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