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社会稳定历来都是治国兴邦的根本前提，那么，现代化则是当今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因此，现代化与社会稳定之间必然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通过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反思和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之经验教训的总结，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深入地考察和揭示现代化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对于当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肇始于18世纪后期，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的过程，它既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技术大革命，也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发生在200 年前的这场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它引导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到了崭新的工业文明时代，从而开创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迄今为止，这一进程已经历了三次大推进的浪潮。 现代化的第一次大浪潮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形成的，时间大约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这是发端于英国尔后向西欧扩散的工业化进程。正如一些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所指出的，工业革命不仅仅是经济、技术或生产结构方面的变革，而且还是史无前例的“双元革命”，即经济大革命与政治大革命的结合。这里所说的政治大革命，是指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同时1776年在北美发生的独立革命、1789年在法国发生的大革命、19世纪席卷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革命和19世纪40年代风靡欧洲的革命：这些革命构成了整整一个“大西洋革命”时代。历史上最大的经济革命与最大的政治革命相结合，首先把西欧和北美的部分地区卷入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浪潮中。当然，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差异，各国工业革命的进程和深度并不完全相同。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工业革命，至19世纪30年代末，机器大生产在英国的产业结构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它标志着英国已成为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国家。美国19世纪初也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并于19世纪50年代末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叶，工业化也扩散到了西欧那些疆域不大、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这些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幸运地坐上了现代化的头班车，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的“先行者”。 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浪潮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出现的，时间大约是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它是一个工业化在西欧和北美核心地区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其他地区扩散的过程。一方面，与以蒸汽机为技术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较，以发电机、电动机和内燃机为技术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作用更加巨大，它使得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大浪潮中已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国的发展水平趋于接近，其从事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进一步迅速降低，形成了世界上的发达工业区。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19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出现了爆炸性的大增长，而20世纪初期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新兴工农业大国的美国在经济实力上一跃而超过英国。另一方面，这次大推进的浪潮还使现代化的中心区域从西欧扩大到了东欧和北美，并波及到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地区。西欧和北美核心地区在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中形成的技术优势、世界市场和经济增长势头，首先扩散到了其周边地区，特别是那些同属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在东欧，俄国走上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现代化新道路，并于二战前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在“新世界”，美国在高效率商品农业基础上的工业化开启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自由移民国家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这次现代化浪潮还使拉丁美洲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并开始向其他异质文明地区推进。独立革命后，拉美各国开始了艰难的工业化起步。在非基督教文明地区，这次现代化大推进的浪潮和西方列强的向东扩张在埃及、土尔其、中国和日本等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们纷纷试图通过输入工业化的方式来探索防御性现代化的道路。但是，在拉美和其他非西方文明国家中，只有日本通过制度重建成功地实现了军国主义式的工业化，跨进了现代新兴工业国家的行列。在第二次大推进浪潮中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虽然没有现代化的“先行者”那么幸运，但它们毕竟搭上了现代化的第二班车，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的“后来者”。 现代化的第三次大浪潮是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当代的新技术革命相伴而生的，它涌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一次席卷亚、非、拉广大地区的真正全球性的大变革。在这次现代化浪潮中，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变化，使得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长达20年之久的经济持续增长的空前繁荣局面，它促使那些在20世纪前期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相继步入了现代化的高级阶段，并跨入了以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资源浪费、劳力节省、大众消费和福利主义为特征的发达资本主义文明时期。与上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向更高阶段升级遥相辉映的是，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全力投入了追赶型的现代化。在这些地区，战后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洲际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促成了世界历史上继大西洋革命后出现的最大政治风暴——第三世界革命，它把占世界人口大多数并一直处于现代世界发展边缘的为数众多的国家都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几十年来，中国和东欧的一批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努力探索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西亚北非伊斯兰文明区的新兴石油输出国从半农半牧社会走上了经济突发性增长的道路，实现了以石油工业为特征的畸形工业化；拉美各国则积极探寻自主性工业化道路，正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但是，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东亚地区的工业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这里，二战中一败涂地的日本，通过战后重建，迅速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通常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等东亚的一些边缘农业国和地区，以远远超过早期工业化国家相同阶段的发展速度，开创了以发展民用工业和出口导向为特点的新工业化道路；而中国大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从一向被讥为“东亚病夫”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新兴的工农业大国。60年代以来，以日本领头，东亚大陆边缘逐渐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带，成为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认为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中心区域已转移到东亚地区。尽管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目前正方兴未艾，现阶段正在全力投入追赶型现代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水平上也各不相同，但所有在这次大浪潮中才全面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都只是赶上了现代化的末班车，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化的“迟到者”。 上述三次现代化大推进的浪潮，就构成了既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的世界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实际上也就是世界上的三大批国家先后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过程。而在这三批国家中，只有第一批国家即先行者的现代化属于地道的内源型现代化，它是西欧社会独特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早在十三世纪，西欧的商业资本主义就已开始萌芽，那里的商业资本就已开始取代土地资本并带动社会发生缓慢的变化。十五世纪以后，西欧社会的变化逐渐从多方面展开：在经济上，表现为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商业资本向海外的扩张和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在政治上，表现为王权的兴起以及随之出现的重商主义和中央集权化；在思想上，则表现为宗教改革、实验科学的兴起和启蒙运动的开展。最后，几个世纪以来积累起来的零星的经济技术创新以及社会制度、结构和思想方面的创新，终于汇集成了突破传统社会的巨大动力，导致了18至19世纪之交的经济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西欧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这一漫长过程是渐进的、自发完成的，它的动力完全来自内部，其现代化的进程一般都没有引起突发性的社会大震荡，更没有遭受过外力造成的边缘化的扭曲，即使是英国的清教革命和光荣革命、荷兰起义以及美国的独立战争，也都没有造成与传统的断然决裂和尖锐持久的政治冲突。因此，第一批国家即先行者的现代化是在一种比较协调、有序的稳定社会环境中缓慢启动和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