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所以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根本原因在于这个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始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是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原则，还是以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为转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曾经经历了长期的尖锐斗争。在从中国实际条件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实践中，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精辟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2 版第2卷第534页。）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些精辟之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思想的具体发挥。这一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特殊大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 然而，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未能被恒久地坚持。人们热衷于抽象地谈论、搬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理论原则或具体结论，严重扭曲、抹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性本质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特性，从而导致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期待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强烈反差，导致企图脱离具体的现实的条件加快社会主义过渡进程，导致一系列急于求成的路线和政策，乃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使人们陷入了迷惘和困惑，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才改观。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问题上，邓小平一贯强调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老祖宗不能丢”；二是结合实际“搞清楚”。“老祖宗不能丢”，指的是不能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最重要的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实际“搞清楚”，指的是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推向前进。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这个重要思想，极其深刻地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坚持和发展、创新的辩证统一，生动展示了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的光辉思想。 那么，邓小平是怎样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呢？ 一、以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的新变化为转移，确立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心和基点 正确认识世界局势，科学把握时代主题，是制定社会主义运动战略策略的前提。在《共产党宣言》等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19世纪初中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世界基本势力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深入研究，通过对当时各国工人革命运动的深入考察，得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结论。由此，制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任务和目标：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无产阶级的远大目标，是建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个联合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5、293、294页。）。列宁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本质、 特点和分割世界局势的深入剖析，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当时的时代主题，由此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任务，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策略。这些依据于当时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而确立的基本理论，无疑都是正确的，成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理论指导。 冷战之后，世界格局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代主题也逐步发生了转移。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固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当年的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了，它直接影响到对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战略策略的正确制定。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一直把战争与革命当作时代的主题，对国际局势中的战争因素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甚至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在这样一种总判断下，国内发展的重点不是放在经济方面，而是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备战和转移战略设施上。正如邓小平深刻总结的，当时“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这是造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低下、国民经济长期徘徊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