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1999）01—0135—04 （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自身的发展，已经愈来愈将人的问题突出出来，并提出了加强和深化对人的问题进行研究（从主导方面看，亦可称为人学研究）的要求和期望。而研究人的问题，就不能不研究人学的历史发展和来龙去脉。列宁说过：“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来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1972 年第2版）本文从“基本的历史联系”入手， 着重就我国当代人学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一番回顾、检讨与展望，以便从中引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引导我国人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二）从基本的历史联系入手来考察我国当代人学研究状况，有两个“历史事件”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这就是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和从1980年到1984年的“人道主义”大讨论。这两个“历史事件”因其时间切近、清晰如昨，就自然成为我们考察人学研究“历史联系”的首选内容，这两个“历史事件”因其影响仍存、意蕴深长，就必然成为我们考察人学研究“历史联系”的重要问题。 （三）作为第一个“历史事件”的“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场政治斗争和社会混战，又是一次文化摧残和学术讨伐。在政治上，大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经济上，大批“唯生产力论”；在文化学术上，大批“人性论”。这三股批判浪潮，汇成一股巨大洪流，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和舆论基调，成为林彪、“四人帮”推行其法西斯专制的法宝和武器。在众多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之中，“人性论”之所以首当其冲，受到特别“关照”，原因就在于以下错误观念作祟，即：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人的阶级性，不存在共同的超阶级的人的本性；人性论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无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讲人性会引出机会主义，人性论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温床。 出于对“人性论”如此上纲上线的错误判定和视为洪水猛兽的心理恐惧，一场“文化大革命”在人学发展史上就成为一次旗帜鲜明、货真价实的批判运动和讨伐运动。一时间，正常的理论研究被中断，有益的学术探讨受阻遏，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不仅人性、人道主义这些人学理论问题不能进行研究，而且连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人的幸福，人生意义和价值等问题也不能谈论，甚至是文学作品中描写叙述的爱情、亲情也被视为资产阶级低级趣味加以拒斥。人们只能谈阶级，不能讲亲情；只能谈集体，不能讲人为。人学研究领域如临深渊，成了危险地带，人们谈“人”色变，研究者视为畏途，可谓万马齐喑，一片寂静。 如果说人的问题、人学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遇的不幸只是局限于被打入冷宫、列为禁区这种“理论上的不幸”的话，那么此种不幸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然而，“理论上的不幸”却从一开始就与政治行为和社会生活中践踏人伦、草菅人命这种“实践中的不幸”相伴而生，密切相联。与人性论批判遥相呼应的，是实践领域中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剥夺，是对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破坏，是对人的躯体的鞭斥，是对人的精神的折磨。这种不幸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幸”，实可为“不幸中之灾难”了。理论上与实践中的这两个“不幸”，构成为“双重不幸”，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酿造了最难下咽的一杯苦酒，书写了最为惨痛的一段悲剧。 （四）作为第二个“历史事件”的“人道主义”大讨论，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发生的。这一讨论是在哲学理论层面上展开的，但它却以经济学界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文艺界关于文学作品能否写人性以及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的争鸣、青年思想界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均始于1979年并集中于1979年）为先声，在气势磅礴的前奏曲和伴奏曲中登场亮相，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其场面的宏大和背景的深远。 这是一场既充满激情又富于理性的学术大讨论。整个讨论可分为四个阶段。1980年为开端和序幕，主要是提出问题；1981、1982年为发展阶段，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讨论得以深入进行；1983年春天到秋天，借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机，讨论进入高潮，争论趋于尖锐激烈，不同学术派别开始形成；从1983年冬开始，形势急转，讨论一改先前的热烈气氛，转向冷清单调，至次年年底收尾告终。在前后五年间的讨论中，据不完全统计，报刊公开发表的讨论文章约计800篇（1982 年之前以198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公布的424篇为准，1983—1984年以历年哲学年鉴收录为准），出版的文集、论著计22种，省级以上召开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含有关清除精神污染讨论会）达35次之多。这些基本数字，足以表明这场讨论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和规模之大。 “人道主义”大讨论自始至终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人是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人性和人的本质是什么、异化及异化是否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四个大的问题展开的。其中，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则是整个讨论的中心或主题。围绕着中心问题或其他主要问题，人们各陈己见，相互交流，并旁及和延伸到其他一些更细致的枝节问题上，使整个讨论呈现出观点纷呈、多姿多彩的局面。可以说，卷入这场讨论的人们既有观点上的对立，又有交叉渗透融合；既有派别之争，又有诸多相通之处，并非如两军对垒般阵线分明。而不管是从什么角度、从何种意义上去划分出不同的学术派别及其所代表的理论倾向，它们都发挥了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其实质来说，这场人道主义讨论并不是两种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有的同志曾提出此种看法），而是以学术论争为表现形式的、在新时期继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后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展开的一场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