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生于一九○一年的青年工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十月革命后从事共青团的工作，一九二九年从培养工农干部的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第二年，二十九岁，便成为整个苏联哲学界事实上的领导人，此后历任共产主义教育科学院及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党中央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主编，走出校门后第十个年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很长一个时期内充当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举世瞩目……，此乃何许人也？他便是米丁。 米丁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苏联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深刻内容，都在他的身上得到集中的反映，对他的解读可以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米丁之所以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迅速发迹，绝非偶然。对于米丁，首先要从苏联哲学的形成历史出发去理解，他在事实上是整个苏联哲学的创始人。 所谓苏联哲学，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从社会使命上讲，它以为政治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按照八十年代苏联哲学界的说法，是充当“政治的婢女”；第二，从理论内容上讲，它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组成的“一整块钢”。这两个特点的形成，都与米丁密切相关。 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是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哲学的乐园，特别是带有鲜明俄国东正教色彩的宗教唯心主义，影响最大。从本世纪初起，宗教唯心主义在俄罗斯形成高潮，涌现出了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罗连斯基、洛斯基等一大批重要人物，主宰着与哲学相关的讲台、出版物及众多学术团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则十分有限，完全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为战争所困，无暇它顾，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们享有相当大的自由，他们手中的出版社仅莫斯科与彼得格勒两地就有数百家之多。许多知识分子依然故我，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家继续宣传自己的一套，有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竟然在红军战士中开展活动，公然与苏维埃政府叫板。随着战争的结束与形势的好转，列宁在一九二二年提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几乎已有五年了，但旧的资产阶级学者还在无产阶级的国立学校和大学里用旧的资产阶级毒素教育（确切些说，是腐化）青年，这是一种耻辱。”他还说：“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了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老早就把这一类的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一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方。”果然，这一年的秋天，经列宁亲自圈定名单，几乎包括全部俄罗斯哲学精英在内的一百六十一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境，大量的出版社和刊物被查封，再也听不到公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对的声音了。 尽管如此，在拥护苏维埃政府这一前提下，知识分子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从一九二四年起，一些人，多数是自然科学家，提出“抛弃哲学”的口号，他们主张用实证的自然科学所描绘的世界图景取代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并搬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运动形式的论述为自己辩护，声称：“要了解任何现象，这在近代科学看来，就意味着把它还原为相对简单的化学的和物理的过程。”毫无疑问，这种对哲学的抛弃也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而与这些被称为机械论派的哲学虚无主义者相对立的德波林派，在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事实上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一九二九年，德波林等人借助于行政手段压制打击对手，宣告了自己的胜利。德波林派高度肯定哲学的意义，甚至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有权得到古典哲学在科学体系中所占有的那种地位。”显然，这是在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有权对一切科学指手划脚的“科学的科学”。可见，德波林派在对机械论派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意味着哲学界的形势又一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不仅不允许苏维埃政府的敌人公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作对，而且在革命阵营内部也不允许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及其指导作用有任何的怀疑，更不用说否定了。 但是，德波林太书生气了，简直有些头脑发胀：哲学不仅要独立，而且是科学的科学，要指导一切，那党的领导往哪里放？于是，厄运很快降临到了德波林的头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对理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的成就，二者之间有些脱节，……”顷刻间，哲学界风波又起。斯大林讲理论落后于实际，哲学界落后不落后？德波林这位哲学界的泰斗断言：哲学界刚刚取得了反对机械论派斗争的胜利，不落后。这无异于公然与斯大林唱反调。这时，留校不久的青年哲学家米丁登场了。他的态度与德波林截然相反：不，领袖的话没有错，哲学界也落后于实际！于是，红色教授学院内部就对哲学工作的评价问题形成对立的两派，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德波林并没有把米丁等后生小子放在眼里，但米丁等人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文章连连在真理报上发表。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斯大林生日），斯大林本人亲临红色教授学院，接见米丁等党支部成员，为他们撑腰，并给德波林扣上“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的帽子。此举一出，德波林顿时失语，形势急转直下。德波林等人虽然忙不迭地检讨，但仍未免掉被撤职、监禁、甚至处死的下场；米丁这颗哲学新星则顷刻间如日中天。米丁的崛起意味着苏联哲学独立“人格”的完全丧失。他靠政治领袖的支持上台，也把听命于政治领袖作为自己的宗旨。米丁自称，他在考察一切哲学问题时，“指导思想只有一个，即怎样更好地理解我们敬爱的英明的导师斯大林同志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思想，在解决哲学问题时怎样使它们得到体现和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