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1999）01—0017—20 赵敦华，男，1949年出生，江苏南通人。1982年大学毕业，同年赴比利时卢汶大学高等哲学研究所学习，1988年获哲学博士，随即回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专著有：《维特根斯坦》、《劳斯的〈正义论〉解说》、《卡尔·波普》、《基督教哲学1500年》、《西方哲学通史》（第一卷）、《当代英美哲学举要》、《柏罗丁》等。 记者：你曾在国外学习六年，你觉得这段留学经历对你今后的工作有何影响？ 赵：既有好影响，也有不好的影响。我留学所在的比利时卢汶大学哲学所是新经院哲学的中心，又是胡塞尔档案馆所在地，纯哲学气氛很浓；讲究思辨和论辩，又有托马斯主义的综合传统；注重哲学史的训练，德、法、英美哲学，以及各种哲学流派和分支都得学。这些系统的严格训练使我养成了一种研究习惯，总认为哲学问题比答案更重要，解决问题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讨论问题时，偏重于历史的角度，喜欢从经典中找论据；在方法上，比较看重概念和意义的分析，不管是分析哲学式的分析，还是现象学还原式的描述，对我的研究都有影响。西方哲学不少学说的系统性、论辩性强，而且需要多年的研究才能理解、欣赏它。这种特点使得它对研究者，特别是长期投入的研究者有一种说服力和吸引力。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倾向：研究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崇拜者。有人戏称之“二世现象”，言必称“一世”，以“一世”之言定是非。这样一来，哲学完全被等同于哲学史，哲学史又被归结为注解诠释，哲学的批判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都不见了。 记者：你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什么？你现在是如何看待你所选择的这一专业方向的？ 赵：我的博士论文题为《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对话：分析哲学问题的起源和发展》，是一篇解释历史的论文，结果还不错，答辩委员会给予summa cum lauda的最高评价。但我做完论文后却有一种失落感， 对分析哲学的前途及其对未来哲学发展的影响等问题，没有多少信心。罗蒂说分析哲学走向了消亡，但他没有解决分析哲学乃至西方哲学如何走出危机的问题，“后哲学”、“全人类的文化对话”之类提法没有实际意义。最近牛津的哈克出了题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及其在当代的地位》一书。他今年来北大讲演，说分析哲学在维特根斯坦之后一直走下坡路，面临难以解脱的危机。哈克是研究维特根斯坦的专家，他主张回到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有出路。但我觉得，当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家像瓶子里的苍蝇时，他表达了一种切身体会。维特根斯坦哲学并未摆脱困境，因此他说只有停止从事哲学才能摆脱困境，这只是揶揄而已。我并不认为分析哲学是一种成功的理论，它只是一种工具，众多工具中的一种工具，或确切地说，一种风格。 记者：你多次提到西方哲学的危机，认识到哲学的危机，对你的研究方向是否有影响？ 赵：我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确实有一种转变，这是从我的那篇《20世纪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北京大学学报》，1993〔1〕）开始的。在那里，我把本世纪西方哲学的处境理解为第四次危机，即继希腊自然哲学危机、希罗哲学危机和经院哲学危机之后的又一轮哲学危机。该文旨在反驳“哲学消亡论”，说明每次危机之后，都有哲学的繁荣和发展，这是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西方哲学的走向包含着走出危机的途径，但我并未说明出路何在。直至写《作为文化学的哲学》一文（《哲学研究》，1995〔5〕）时，我才明确地说明， 哲学危机实际上只是纯哲学的危机。从历史上看，纯哲学处于危机之际，正是各种文化思想极其活跃、并相互碰撞之时。比如，希腊自然哲学的危机期是智者运动的高潮期，希罗哲学的衰落期是希罗文化与基督教碰撞和融合期，经院哲学的危机期是文艺复兴时期。第四次危机也只是学院式哲学的危机，至于应用哲学、跨学科哲学、各个领域的“准哲学”，形态之丰富，范围之广阔，更是前所未有。我们很少把纯哲学以外的这些思想资料写进哲学史，最多也只是把它们处理为纯哲学的背景材料。为了纠正这一偏见，我区别了两种哲学传统：形而上学的传统和文化学的传统。“文化学”是meta—culture的中译，是相对于meta—physics而言的。但不幸的是，“文化学”这一概念现在也被弄得很狭窄，好像只是“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的代名词。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我现在尝试改用“大哲学”这一提法。西方哲学原来就是无所不包的“大哲学”。19至20世纪初，各门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哲学史这门学科也随之专业化，纯哲学才从“大哲学”中抽象提炼出来，哲学史也变成纯哲学史。事实上，“大哲学”更适合于西方哲学的历史状况，纯哲学从来都是在“大哲学”中发展的。但纯哲学的历史成就往往遮掩了“大哲学”的原来面目；只是在纯哲学处于危机的情况下，“大哲学”才凸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哲学史呈现出一盈（纯哲学危机，“大哲学”凸显）一缩（纯哲学发展，“大哲学”淡出）的有规律的交替现象的原因。 记者：我注意到这些年来你的研究向基督教哲学和宗教学方向发展，这与你关于纯哲学和“大哲学”关系的认识是否有联系呢？ 赵：的确有关。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等跨学科的哲学研究，都属于“大哲学”的范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又属于分支哲学的范畴，是以纯哲学为基础和核心的。这些年我之所以在宗教哲学方面做得多一些，开始是出于偶然。出于西方哲学史教学和研究中对中世纪这一部分的迫切需要，我承担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一书的写作。当初的出发点是纯哲学的考虑，但在研究著述的过程中，逐渐感悟到基督教对西方哲学的整体影响。过去我们一谈到西方文化，言必称希腊。现在感到有点问题。希腊文化只是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除希腊理性主义之外，罗马法治思想和希伯莱宗教精神也是西方文化的源头。这三者原来分别是三个民族的传统，只是在基督教中才得到整合。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文化传统的起源和发展都是从基督教开始的。从这一点上说，对基督教哲学的研究确实是我从研究纯哲学转向关注“大哲学”的一个中介。我现在研究宗教哲学的目的是为了在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阐发哲学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