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情况下，将哲学当作一门知识体系来学习和掌握，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妥。因为但凡哲学，不论其流派与阐释者如何，大抵都有其相应的概念、范畴和相对完整的讨论域。因此从理论上讲，掌握了这些概念、范畴和讨论的结论，就可以说掌握了这一流派（或哲学家）的哲学。此种学习，掌握方式与人们学习、掌握一般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的方式没有太大差别，故不必赘述。 但细究起来，问题似乎又不这么简单。因为哲学又不仅仅是一门知识体系。众所周知，哲学既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又是最抽象和普遍的方法论。此一性质使得哲学一方面必须植根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中，哲学没有离开各门具体科学而独立存在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必然渗透到各门具体科学之中，哲学没有不能指导和影响的知识领域。此一特性对于学习和掌握哲学，也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学习和掌握哲学不可以没有必备的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素养，二是不能以为只学哲学本身就可以掌握哲学。换句话说就是，企图通过对一套概念、范畴的知解就懂得和掌握某一哲学思想的想法和做法，是脱离哲学学科的客观实际的。 在此，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便凸现出来：“哲学在哪里？”回答此一疑问的难度在于，哲学之所在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经济中有哲学，文化中有哲学，政治中有哲学，军事中有哲学，科技中有哲学，管理中有哲学，教育中有哲学，艺术中有哲学，语言中有哲学，甚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也处处有哲学。可是哲学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又不能被理解为没有独立存在的哲学学科，或不需要专门去学习哲学而只需在某一学科中去找就行。否则，历代哲学就不可能组连成史，富于哲思的人就不可能被称为哲学家，哲学系、所就当关门。 上述情形表明，哲学这一学科的存在方式十分特殊，有着与各门具体学科明显区别的特点。而明确这一点，对学习和掌握哲学有着重要意义，对理解和回答某一理论中究竟有无或有什么样的哲学意蕴也大有助益。 按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篇”中的说法，哲学有“专门哲学著作”和“非专门哲学著作”这两种存在方式。这是对哲学的存在方式的一种最粗略的划分。但这一划分是正确的也是科学的，遗憾的是我们似乎一直不大注意。 所谓“专门哲学著作”，就是指那些为专门研讨哲学问题而写，并且使用哲学的概念、范畴来思维和表达的哲学专著、哲学论文。这些著作多为专门的哲学研究者所撰，其传播或阅读对象也大多为同行。在这些著作中，哲学表现出很强的知识性、逻辑性，有着一整套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而现实和具体学科的问题则被掩盖在一套严密思辨体系背后，有时甚至仅充当例证的角色，或者只是在那套推演的末端，它们才浮出“水面”。 但即便是“专门哲学著作”，也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副面孔、一种体裁。事实上，在其“专门”程度上，许多哲学著作明显有别于另一些哲学著作。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可谓最典型、也是最“专门”的哲学著作，它从最高最抽象的“纯有”（或译“纯存在”）出发，一个概念接一个概念、一个范畴接一个范畴，竟然眼睁睁地给人们推演出一幅他所认为的世界存在图景，其《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现象学》所构成的哲学全书，体系之庞大，结构之严密，逻辑之连贯，几乎达到天衣无缝的地步，从而也使其将“知音”几人之外的所有阅读者冷冰冰地挡于门外，连智慧如列宁者，也发出读黑格尔的书是“引起头痛的最好方法”（见列宁《哲学笔记》）的感叹。与此相仿者，德国古典哲学家中还有康德、谢林等人的著作，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中还有海德格尔（如《存在与时间》）、萨特（如《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等人的著作。若未受过专门训练，这些哲学家的著作对阅读者来说不啻“天书”。 然而另一些哲学家的专门哲学著作却不同。在这些著作里，问题仍是哲学的，概念、范畴也多为哲学的，却能显现出一种亲近和亲切感。如古希腊哲学家卢克来修的《物性论》，中文译本厚如砖头，却全然没有“砖头”的冰冷与僵硬。其在论及“宇宙无边无界”这一哲学观点时，竟举一执飞矛者，站在设定的“宇宙之边”上向外掷飞矛，经一番逻辑推论，卢克来修得出“向前飞的可能性永远延长着飞行本身”（即“宇宙无边无界”）的结论。而同是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费尔巴哈，其哲学著作中竟有畅快淋漓的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的讽刺与谩骂，如嘲笑黑格尔“从绝对观念推演出整个世界来”的逻辑，有如“处女不与男子交媾就生出小孩来”，列宁称赞其嘲笑“虽不甚文雅”但切中要害（见《哲学笔记》）。可见，“专门哲学著作”也并非全是晦涩的、无色无味的、令人头痛的。关键要看哲学家们阐述什么，更要看他们怎样阐述。一般来说，若一个哲学家企图构建出一个世界存在发展的体系（如黑格尔），就很难避免晦涩、艰深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因为这项任务既不是这位哲学家能完成的，更不是读者所感兴趣的。在这一点上，尼采说得很中肯：任何体系的构造都是真实的缺乏。 再看“非专门哲学著作”。所谓“非专门哲学著作”，即指问题和结论虽是哲学的，但这些问题和结论却不是由专属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得出，而是由哲学以外的（如文学、艺术、经济、政治等）文体得出。在前面提及的《反杜林论》“哲学篇”中，恩格斯在溯及近代哲学的发展时，谈及唯物论和辩证法在“专门哲学著作”中几乎见不到，而在“非专门哲学著作”中却不少见。恩格斯当时就举了两个“非专门哲学著作”有丰富的哲学思想的例子，一个是狄德罗的小说《拉摩的侄子》，一个是卢梭的政论文《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恩格斯认为，拉摩的矛盾性格的塑造，是狄德罗在向人们展现他的丰富的矛盾思维或辩证法思想。而卢梭文中的社会发展论，则“猜测到发展按其本性来说是包含对抗”的辩证法真理。史料表明，恩格斯还与马克思多次在通信中向对方推荐上述“非专门哲学著作”，并交流自己从中得到的哲学体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