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所范导的价值活动充分显示了人类的智慧和能力，但是正当人们陶醉于他们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时，却突然发现自己深深陷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困境与生存危机。这些困境与危机暴露出理性的局限，迫使人类对自己活动的反主体性效应进行理性的反思，反思指导自己活动的理性，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规范与重建理性。价值理性正是由此而成为价值哲学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本文通过溯源理性一般及其演化，从价值与理性的内在结合上试探价值理性的本质、结构与功能。 一、理性一般及其演化 理性是人的一种能力，就它的运行是主体的思维功能，就它的结果是思维着的主体对外部存在的理智审定。它是最高层次的理智，但还没有诉诸行动，还没有对外部世界发生作用，还是思想范围内的东西。理性历来是哲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曾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过探讨。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理性这个概念既有对象属性的含义，也有主体的含义。儒家哲学中，理性乃是一个既普遍又具体的概念，“理性的运用不是表现为某种抽象的纯形式或逻辑一般，因为它与具体的生命存在没有分离。理性既是生命的内在本质，也是生命自我实现的理想状态。”（注：参见郑家栋：《理性与理想：中国现代人文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哲学研究》1993年第8期。 ）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既不是表现为以理性压抑感性生命，也不是表现为以感性生命对抗理性，而是表现为理性转化、点化感性生命，以求达到知与行、理与情、理性与理想、真理与价值的完美统一。在西方，从古希腊时代起，理性一直是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古希腊哲学家在本体论层面上对“宇宙理性”的揭示，建构起西方人最基本的理性主义文化信念：世界是合乎理性的存在结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可以通过理性把握世界的结构，从而控制和操纵自然。赫拉克利特把世界归结为一团按照“逻各斯”而永恒地燃烧着的大火，这“逻各斯”的原初意义就是“集聚”、“规律”、“理性”；柏拉图视理性为宇宙的本质，提出“宇宙理性”，“宇宙理性”是解释世界存在的根据，是宇宙世界普遍的客观性。 到了近代，弘扬人性，弘扬理性的创造性、批判精神，怀抱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与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是其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笛卡尔宣布“我思故我在”，从理论上确立了人的理性相对于客观事物的优先地位，为近代人以自己的理性直面人生世界、批判传统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宣言不仅使人的目光从“天堂”转向“自然”，“更重要的是它宣告人可以凭自己的理性自立于自然”（注：参见金延：《理性主义辩证》，《哲学研究》1996年第2期。）。 霍布斯追求把个人主义哲学与社会利益和价值二者结合起来的传统，“认为人性具有两项原则，即欲望和理性，推崇人性中的道德理性的作用，因为它既可以满足个人自利的欲望，又可以使社会达到平和的环境”（注：参见张雄：《理性的崇拜及其缺感》，《哲学研究》1996年第5期。）。洛克更以对人的理解力的全面探索，论证了人能够认识自己面对的世界。康德把理性同知性概念区别开来，认为知性是有条件的、有限的，理性概念是关于无条件的和绝对的东西的概念，是超越经验的纯粹理性形式；他还进一步将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论理性为追求无条件的总体而有理念，实践理性为追求无条件的总体而有‘至善’”（注：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4年6 月版，第311页。），并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 发出“人为自然立法”与“人是道德的立法者”的宣言。黑格尔把理性（理念）看作是概念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概念与实在、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认为理论理性是真的概念或概念的理论活动，它要求获得对象的真知，并接受已经给予的外在世界的规定以充实自己；实践理性则是善的理念或理念的实践活动，它要求达到善的目的，并通过扬弃现存外在世界的规定以实现自己。黑格尔把近代理性主义精神推到其发展的顶峰。 进入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技术理性主义文化信念。一方面，人们相信人可以凭借理性把握的手段或技术征服的办法来无限地控制自然，而不必求助于某种超人的实体或力量；另一方面，人们相信人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的结果必然是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增长，并且会导致人的最终解放和完善完满。然而在本世纪，技术理性主义文化信念开始发生危机。持术理性虽带来了技术与科学的高度发展，带来了现代工业与经济的飞跃增长，但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同时带来人的全面自由和解放。技术理性毕竟是一种有限理性，它是以支配自然为前提的集中于工具选择领域的一种理性，人生问题、价值问题、社会目标问题等等都被排除在外。这就使技术成为一种异己的、毁灭性的力量横陈在人类面前，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造成了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与生存危机。在这种背景中，技术理性批判思潮开始兴起，韦伯及其后的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是这一思潮的重要表现，例如韦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贝尔的价值理性与功能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等等。 由上关于理性思想的溯源观之，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对于理性概念的理解不乏独到、深刻的见解，尤其是韦伯将人的理性行为分解为价值理性行为与工具理性行为，于我们探究价值理性多有启迪。但是勿庸置疑，他们都这样或那样地对理性作了唯心主义或神秘主义抑或形而上学的解释。马克思第一次把理性置于社会生活条件制约之下，认为理性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不仅应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上把握理性，还要在实践基础上把握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这就为我们探寻价值理性提供了基本指导原则。 二、价值理性的本质 价值理性是主体在观念中对未来价值实践活动的目标、方法、手段、结果所做的超前设计和筹划，是人们在现实的价值实践活动之前事先建立起来的、关于未来价值实践活动的观念模型、理想蓝图和行动计划。价值理性是人们根据理论理性提供的知识，从主体需要和意志出发进行价值活动的自控能力和规范原则。作为自控能力，它包括主体对价值活动的指导、调控、平衡、组织的能力，以及主体在价值活动中的自主、自决、选择、创造、对象化价值目标等方面的能力；作为规范原则，它包括主体自身制定在全部价值活动中生效的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价值理性意味着对理论理性知识的现实利用，对主体价值需求的现实评判与取舍，在观念中对现存客体的变革和对未来理想的价值客体的追求及对未来实践活动过程的自觉调控。我们认为，科学的合理的价值理性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本质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