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陈晏清教授为主编、王南湜教授为副主编的“社会哲学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最近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首批著作共4部， 分别是：陈晏清主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王南湜著《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李淑梅著《社会转型与人的现代重塑》、杨桂华著《转型社会控制论》。这套丛书将在今后10年间分批出版，不啻为社会哲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工程，首批著作初步展示了这项工程的气魄与水准。读罢几部著作，我们很受启发，这里拟从学科与学说关系的角度谈几点体会。 一、从学说到学科——社会哲学的兴起 社会哲学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其兴起的根本原因无疑是近二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直接原因则是旧的社会历史理论在解释这一变迁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理论创新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我们理解全部社会历史现象，只能用一种学说，那就是由苏联教科书所表达的那套社会历史理论。那时虽然也存在不少学科，但所有的学科都服从这种学说，学科不复为中立的研究领域，以至于学说压倒学科。这种状况跟当时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政治体制是完全吻合的，这种学说自然也能够成功解释以它为蓝本设计的社会生活。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大量新的社会事实涌现出来，特别是商品经济被引进计划体制，这对该学说造成了巨大冲击，——它无法解释又难以接受这些事实，竭尽余力也不过解释为“补课”而已。到“南巡讲话”后，“补课”一说已无立足的余地，于是，苏联教科书理论陷入不可逆的解释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形下”学科纷纷冲破理论一统局面，致力于营建独立的学科领域和学术规范，为不同的学说提供平等的生长空间和竞争机制。在哲学这一“形上”领域，社会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等“哲学”以及社会发展理论、社会批判理论、日常生活理论等“理论”也纷纷挣脱苏联教科书理论的束缚而自立“门户”，力求有效地解答旧学说无法应付的难题。理论创新在这里不是表现为直接地以一种学说取代另一种学说，而是表现为从一种学说代替所有学科转向通过构建各种学科来涵养和培育更多的学说。社会哲学便是这种转向的一个结果。 国内以“社会哲学”为名号的有关研究，大致有四种情况：发掘马克思的本文资源，以克服教科书理论的危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引进国外社会哲学思想，以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将各“形下”学科的理论提炼出来，并加以哲学化；以现实社会问题为中心，多方寻求理论解答。当然，这四种情况之间不无交叉关系。根据我们的观察，以陈晏清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社会哲学研究，主要属于第四种情况。 就我们了解的情况看，陈晏清教授明确地以社会哲学作为研究方向，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最初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由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哲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90年代中期，他所在的南开大学哲学系先后将社会哲学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生与博士生的主要研究方向。1998年，南开大学成立了国内首家社会哲学研究所，“社会哲学研究丛书”是该所第一项重大研究工程。 二、从学科到学说——“丛书”的初步理论成就 “丛书”虽然才出了首批著作，但理论成就是突出的。这些成就可从学科建设和学说建设两方面来看。 脱离教科书的僵化学说后，自立“门户”的各学科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划分“地盘”，包括确定研究的对象与方法等。社会哲学也不例外。在这方面，“丛书”提出了一套关于社会哲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到理解。社会哲学究竟研究什么？“丛书”编著者的回答主要是：总体把握社会生活，是社会哲学的一般内容；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当代中国的社会哲学研究应以社会结构的转型为最适宜切入点，并以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为典型对象；中国社会哲学在当前的首要的理论任务，应是揭示社会结构变化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趋势，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哲学把握为考察和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解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内含着一种问题中心主义的学科划界观，与方法中心主义和价值中心主义的学科划界观明显不同。方法中心主义的划界观是根据方法找对象，特定方法不能处理的问题不作为本学科研究对象。价值中心主义的划界观则是根据立场找对象，不符合特定立场的问题不能进入本学科研究领域。问题中心主义的划界观，则是直接将问题作为对象，再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确定方法和价值立场，从而能使我们自觉地从社会哲学的时代背景及历史责任出发，去关注现实生活的重大问题，更切实地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服务。 关于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丛书”主编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界说的。一是社会哲学作为“哲学”，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的方法特征，那就是总体性、反思性和批判性。二是社会哲学作为“社会”的哲学，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哲学的方法特征。在这一方面，陈晏清教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存在两个维度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历史哲学维度和社会哲学维度，前者揭示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后者研究具体社会历史形态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过程；社会哲学是历史哲学的基础，离开了社会哲学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无法与旧的历史哲学相区别；过去我们只注意了历史哲学维度而忽视了社会哲学维度。以此为依据，他主张社会哲学不应是超时空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第12—13页）这就将先前的各种教条主义研究方法摈斥于社会哲学研究之外。对社会哲学研究方法的这种理解，显然是以上述对社会哲学对象的理解为依据的，——问题是第一位的，方法以至价值立场等都是第二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