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72页）。自19世纪中叶至今，影响西方社会两千多年并最终在黑格尔那里达成自己极端深刻性、极度体系化的绝对完成式的传统形而上学，受到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清算和毁灭性批判。哲学的批判可以颠覆某种旧的哲学，而批判的哲学也必将孕育出一种新的哲学——我们认为，这就是“人文哲学”。 一、传统哲学：命运之问的终极承诺 古往今来，出于自身独特的生存状态，人们总是力求在最深刻和最彻底的层次上把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进而从根本上确认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从根本上解决自身在世界中的命运问题。正是源于人类那沉重而博大的“命运之问”，世上才产生了对人们命运之问的某种终极关怀与承诺。这种对命运之问的“终极承诺”，如果不是宗教，那就是哲学。因此，流行至今的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形而上学》，5页，商务印书馆， 1959）之说，并不足以作为哲学起源的根据。 所以，哲学从哪里开始，哲人对命运之问的关怀、解答和承诺就从哪里开始。最早的自然哲学家在探讨“万有”之“始基”的同时，时刻关心着人的命运问题。不过在他们看来，尽管“人”很特殊，但仍然是万物中的一种“物”、自然中的一种“自然”。人从某种自然“始基”中来，还将复归到那种“始基”中去。这就是人的命运。这种以脱离人文的物质自然来规约人的本质和命运的传统，自古希腊以阿尔克芒和德谟克利特“小宇宙论”为代表的自然人本主义始，经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至今仍扎根于我们某些通行的哲学教科书中。当初，也许苏格拉底察觉了自然哲学在求解人类命运问题上的局限，便有针对性地提出“认识你自己”的问题，试图把“人”从诸物中提升出来，从而破解人生的目的、人的价值——何在。但其门徒柏拉图却把“你自己”的一种属性（理性）建构成了一种绝对本体（ontos，“理念”）， 然后再使完整的“人”从属于超验的本体界（“理念世界”）。而亚里士多德则恰恰是将自己的“第一哲学”落基于本体理性的传统，使其理性形而上学内在地包含了向中世纪神学形而上学过渡的必然性。近代，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之后，黑格尔不顾康德对“上帝知性”的否弃，把人的理性放大为神圣的“绝对精神”，使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终于达到了它的绝对完成式。绝对精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活人只是它达于自觉阶段的表现环节。如同人们在中世纪把命运寄托于上帝的救赎一样，黑格尔把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许诺给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英雄史诗。本世纪以来，对语言、存在“意义”的揭示，构成了包括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中心问题。而所谓哲学的“语言转向”，实质上是一次“意义转向”。的确，人类不能没有意义。“科学愈是发展，物质文明愈是进步，人类精神生活就越是需要一种反面的补充。”“我们起码需要一盏飘摇的风灯”，以便在无边的暗夜中照亮未来的命运（高尔泰：《什么是哲学》，《福建论坛》，1987〈1 〉）。但是，面对着现代人日益强烈的命运之问，高举“拒斥形而上学”旗帜的现代西方哲学，却最终使意义脱离现实生活，异化为“本体意义”，从而使自身演变成“意义形而上学”。即便是以埋藏“意义世界”、彻底“消解哲学”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也未能避免使纯粹“语言形式”（“能指”）上升为本体，凸现所谓语言形式本身的创造性（能指变换），从而制造“能指形而上学”的命运。（参见郑家栋《走出虚无主义的幽谷——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辨异》，《中国社会科学》，1995〈1〉） 历史表明，如果今天哲学还固守着一种纯粹圣物去反对另一种永恒圣物——现代西方哲学的“意义世界”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后现代哲学的“语言形式”（“能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意义世界”——的思维方式，用这种思维方式研究人在世界中的命运问题，那么不管哲学怎样表白自己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它对命运的观照都必然导致某种终极性关怀与承诺，重蹈它声言拒斥的“传统形而上学”之覆辙。 以圣物反对圣物，是一种终极的、因而又必然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制约下，哲学主要表现为：第一，对“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承诺。为了说明万物的生化和复归，哲学总是首先寻求某种总体性的、超越“诸在者”的“在”本身，然后再以这种“在”本身去统一“诸在者”，从而达成某种抽象的世界统一性。这样，“在”本身就有了终极存在的意蕴。童年时代的哲学以某种具体存在物作为万物构成、生灭的“始基”，其所蕴含的关于“一”与“多”的争论和所谓“最初原因”的构想，已经埋下了后世哲学以二元对立的视角，从两个极端去构造超越现实的“理念世界”和脱离人文的“物理世界”的种子。终极存在必须由终极解释加以确认，而终极解释则由于有终极存在的支撑必然演化成终极真理。终极真理又必然指向终极价值，告诉人们何为永恒的真、善和美。（参见孙正聿《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作为终极关怀的本体论》，《社会科学战线》，1991〈4〉）第二，对远离现世的“理想世界”的许诺。 承认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必然逻辑，就是要承认“本体界”与“现象界”、从而理想和现实的二元分立，就是要确立终极信仰。于是，在终极解释确认下，永恒的真、善、美统一起来，三位一体地构成了一个指向遥远未来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被人为地从现实世界中割裂出去。这样，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卢梭们的“社会契约”，从孔夫子的“大同社会”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一切理想都蒸发成地平线外的太阳，都异化成忍受现世奴役、等待未来救赎的“终极信仰”。总之，现世的一切奴役和苦难都可以忍受，以此作为通达想像中未来理想社会一切正义和幸福的必然代价——这就是哲学形而上学对人类命运之问所做出的终极承诺。 二、生活世界：抱合天道的人道世界 哲学形而上学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下构造出的超越现实的“理念世界”或脱离人文的“物理世界”，都不是真实的生活世界。因此，为了把命运之问以及对它的解答建立在真实的大地上，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人在其中生活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