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谈论实践检验时，往往是把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放在一起，不加区分。但应该指出的是，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实践检验，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个体特征不同。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3页。） 由于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个体特性不同，决定了实践检验在这两个领域的表现也不同。具体地说就是，在自然领域，实践检验所受的干扰较少，可以顺利（在个别情况下也会受挫）地达到目的。在社会领域就不同了，实践检验所受的干扰较多，在到达目的的道路上往往是一波三折。 例如，在自然领域，牛顿力学建立后，哈雷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准确预测了哈雷慧星的运行轨道；牛顿自己根据万有引力和惯性离心力的概念推断地球是赤道突出、两极扁平的扁球体，后来经实地测量证明这一推测是正确的；以后还有引力常数的测定，天王星、海王星的发现等，都证明了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是确凿无疑的客观真理。这些实践检验都是比较顺利的，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干扰。 在社会领域就不一样了。以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早在50年代末就已经提出，并在实践中证明是可行的。如1986年张其瑞同志回忆道：“（1962年）5月间，根据邓老的建议，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同志带我到实行‘责任田’较早，而意见又不完全一致的安徽省调查。我们选择了以稻田为主，收获较早，上年已实行‘责任田’的当涂县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上年增产增收，当年早稻又普遍增产。”（注：沈时：《百年辉煌：共和国大事备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6月27日，由我带一个调查组到宿县符离集区。……宿县是以种玉米、高粱为主的地区。调查结果和当涂县一样，上年增产增收，当年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群众普遍满意。”（注：沈时：《百年辉煌：共和国大事备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但由于人为的因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经历了五起五落的曲折过程；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在全国推行。在推行的过程中，仍不断受到干扰和抵制。但实践证明，它是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因而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最后在农村得到普遍的推广，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第二，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在时间上存在着诸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一是自然领域的变化比较缓慢，社会领域的变化则比较急速，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真可谓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二是自然领域在变化的过程中表现出循环（不是绝对循环）的特征，社会领域在变化的过程中则很少数表现出循环这种特征，有时看似循环，但实质的内容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三是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在时间上都具有不可逆性，但自然领域的不可逆性的程度，远远低于社会领域的不可逆性的程度。 由上述差异决定，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实践检验是不同的。具体地说就是：在自然领域，实践检验的机会较多，并且可以重复，因此检验结果的准确度也较高。例如，广义相对论创立以后，1919年5月29日，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和克罗姆林分别在非洲和南美洲观测月食时太阳附近恒星位置的变化，验证了光线在引力场中弯曲的效应。两地观测的结果是1.61"±0.30"和1.98"±0.12"，爱因斯坦1916年预言光线经过太阳附近时，由于时空弯曲其偏角为1.75，以后多年观测得到的结果，偏角在1.6″-2.1″之间。随着射电天文学的发展，近年来射电源已能精确地定位。1976年测得偏角为1.76″±0.0016″，这一结果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供了准确的实验根据。 在社会领域则不同，实践检验的机会较少，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理论都有机会接受实践的检验。除此而外，实践检验是不能重复的，因为历史是不能重复的。最后，实践检验的结果多是定性的，不可能非常精确。例如，我国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在50年代提出了新人口学。他认为，人口激增必然带来种种问题：1、人口激增同加速资金积累的矛盾；2、人口激增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矛盾；3、人口激增同工业原料的矛盾；4、人口激增同提高生活水平的矛盾；5、人口激增同科学事业发展的矛盾。鉴于人口激增的强烈负效应，他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三点建议：1、建议在1958-1967年间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制定科学的人口政策；2、大力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了解节育的意义，强调国家有行使干涉生育、控制人口的权利；3、实行计划生育，宣传避孕。 马寅初的新人口学提出后，很快就遭到了批判，根本无法付诸实施，因此也就不可能接受实践的检验。后来，由于我国人口急增，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才不得不考虑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政策。这时反过头来看马寅初的新人口学，可知其是正确的、合理的。但这种实验检验只是一种间接检验，而不是直接检验。直接检验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不可能再重复出现。由此决定已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作为现实的问题已无法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