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学，广义上言，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可以包含后者，是由于社会科学大多可以实证地加以研究，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向其渗透的程度之深，以至于两者的界限已日益模糊而难以严格区分。除此之外，人类的知识体系中还有科学所不能涵括的人文知识部分。从狭义上说，人文是指不能被实证化的思想文化部分。科学和人文的根本目的和旨意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洞悉世界，以便改造世界，推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科学以理服人，能满足人的理智需要，而人的情感、意志和信仰需要则要靠人文加以理解和满足，科学与人文无疑是互补相济的。因此，人们要理解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领域的整个世界，就应该运用各门知识、各种理论和方法，而不能对任何学科理论和认识手段有所偏废，只有依靠不同的学科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加以探索，才有可能提示复杂多样的现实世界的本质。这正如库兹涅佐夫所指出的：“各种不同的认识世界、开发世界的文化形式，只有在其总体上，在其统一性中，才能向人类提供更加确切的关于整个世界及人类自身的确切概念。”“而现实不是任何一种单独的语言、任何一种单独的逻辑结构可以完全描述的。任何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仅仅是现实的某一部分。”况且，“任何割裂科学认识与其他文化现实联系的企图，首先就不利于科学自身的发展”（注：见[俄]B.IO库兹涅佐夫《世界的统一性——当代科学问题》，载《哲学译丛》1993年第6期。），其结果是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一道理在理论上自然是不难理解的，但在实际的科学发展进程中，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并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却是触目惊心的，这种状况已由许多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所揭示，如C.P.斯诺就指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以致造成了“两种文化”，这种分裂对立至今尚未得到有效的消除，根源于此的科学主义和反科学思潮之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相互指责近来又有加剧之势，典型的例证有因反科学而闻名的霍根，向世界宣布了《科学的终结》，而同是美国人的物理学家索克尔，则因愚弄了一些“后现代”人文学者而洋洋得意，讥讽这些人文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实质上是一种“泡沫学术”。这两个事件震动了全球学术界，引起众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和争论。（注：可参见《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下半年和1998年有关各期。） 不少有识之士不仅关注到“两种文化”分裂导致人类陷入深重危机的后果，而且还将寻求解决危机的方法和途径付诸行动。著名科学史家萨顿就是典范之一，他十分深刻地指出了科学与人文分裂对立的危害性，并极力倡导“科学人文主义”，坚信科学史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桥梁，他以毕生精力进行了实证主义色彩浓厚的实践，但终于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注：参黄瑞雄《萨顿科学人性化的理想与现实》，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4期。）科学的统一仍然任重而道远。如今，科学进步更为迅速，电脑技术、克隆技术、通讯网络技术等高新科技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人类因此而从物质、精神上得到了空前享受，科学成就确实令人欢欣鼓舞。但同时它又伴生了各种高技术犯罪和生态环境问题，核战争威胁不仅未曾消除，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人文学者一真指责的科学技术与道德价值分离的现象依然存在，人类仍外于生死攸关的时刻。因此，对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之路进行探讨，以使科学技术与道德价值有机结合，达到真善美的一致性，使人类摆脱危机，免遭毁灭厄运，这无疑是一项意义重大且任务迫切的课题。 二 科学与人文本来是统一的。在古希腊时代至欧洲中世纪，科学和人文皆被包含于哲学之中，当然，这种浑然未分的统一是由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皆未充分发展，不足以独立为专门学科的结果。按照科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占居的地位，人们称中世纪为信仰的时代，哲学和科学皆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成为宗教神学的婢女。此后，人文诸学科不断有所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引人注目。文艺复兴时期，成为科学的求真求实精神开启的时代。17世纪，人们称之为理性的时代，近代实验科学得以兴起，科学理性逐渐扩展和深化；18世纪是启蒙时代，崇尚理性力量逐渐盛行；19世纪时，人们开始将科学从“搜集材料”转为“整理材料”阶段，建立起各门科学概念，发展科学体系，因此这一时代被称为思想体系的时代；20世纪，科学迅猛发展，在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其负面效应日益加重的背景下，人们便对之进行深刻反思，因此本世纪被称为分析的时代。（注：见美国出版《导师哲学家丛刊》，转引自孙正聿《论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关系》，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5期。）自然科学从17世纪开始与哲学分离，并逐渐与其他人文学科相区别，社会科学由于处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成为这两个领域争夺或渗透的对象，最终为实证主义者“实证化”，而被归入科学，成为科学的一部分，人文学科仍然不能实证化而保持其独立性。起初，科学与人文相区别，各自保持其独立性，并未因此造成分裂和对立，而是和谐相处，互为促进，共同发展。后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因而获得人们的推崇，占据了人类知识的主导地位，最终导致了科学主义的产生。何谓“科学主义”？哈贝马斯指出：“科学主义是科学对自身的信念，即认为不应把科学理解为知识的一种可能形式，而应把知识等同于科学。”（注：见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旨趣》第4页，转引自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可见，科学主义要求以科学知识和方法取代其他一切非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唯科学是尊，哲学和人文学科当然是被排斥于外的，如此极端的行径，就难免反科学思潮的出现，也就难免“两种文化”即科学和人文的分裂对立。 科学主义最为典型的代表可以说是实证主义，因为“实证主义坚持科学主义原则，即认为知识只能通过科学所定义的东西来加以定义，它只有通过科学程序方法论的分析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注：见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旨趣》第4页，转引自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实证主义大师孔德曾将人类知识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阶段，他认为这些阶段也标志着人类认识发展的水平，实证阶段是三者中水平最高的。神学阶段以神的意志来说明世界，形而上学阶段企图把握超验、终极的宇宙原因，亦即追究万物本源以获取绝对知识，而实证阶段也就是科学阶段，因为各门科学就是靠实证方法研究其对象而形成的。孔德的这种划分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主张科学要实证化也是正确的，其本人和其他实证主义者努力以观察实验来研究、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使实证方法和精神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努力使之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普遍性、精确性和预见性等特征，使之可以归入科学之列，这无疑是实证主义的一项功绩。但是，孔德认为非实证化的知识不可取，主张哲学乃至一切人文学科亦应实证化，使之成为科学的一部分，这又走向了极端。历史实践证明，并非所有的人类学科知识都可以实证化，像道德伦理、文学、艺术、音乐等就是这样一些学科。人文学科有其特殊的思维方式方法，而不可与自然科学完全融合，因此，孔德等人将人文学科归于科学，以达到科学与人文统一的企图是难以实现的，科学主义者因此排斥非科学的人文知识，最终酿成科学技术与人文价值的分离，导致人类遭受生存环境恶化和核战争等威胁，实证主义因此遭到了反科学思潮的极力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中的著名人物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就曾深刻指出：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尤其是事实中立性观点极其缺乏批判性，导致了单面性思维、单面性文化和单面性社会，使科学技术成为人统治自然、人统治人的“合理”工具，使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相脱离，从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种种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