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两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列宁曾经说过，不懂得黑格尔，就不懂得马克思。我们同样可以说，不懂得费尔巴哈，不懂得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就不懂得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我以为，直到现在，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中的下述两个事实还是被人们忽视了的：一、马克思曾经有过对费尔巴哈的崇拜、信仰、迷信的时期，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二、马克思从未批评过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而只是批评他的唯物主义的直观性。确认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中的上述两个事实，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有重要的意义。 一 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有没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以往人们都是持否定的回答的。人们都承认马克思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向唯物主义的，但又认为，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不是转向旧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是转向新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这就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两阶段一转变”说。我以为，这一看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历史事实的。从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向唯物主义，还不是立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而是有一个崇拜、信仰、迷信费尔巴哈的时期，然后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才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在他的创始人那里是经过两次转变才完成的（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又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从时间上说是1843～1844年两年。 确认马克思1843～1844年间世界观的性质，最主要的当然是要看他这一阶段上的实际思想。但这一做法对我们目前的任务来说是不适当的，因为对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哲学观点的性质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从我的理解出发来证明马克思世界观发展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或者别人从他们的理解出发来否认马克思世界观发展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实际上都是一种循环论证。因此，我们必须从大家认可的前提出发单独加以证明。这个前提就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如果马克思此时已经把自己的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区别开来，对费尔巴哈哲学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诞生，马克思世界观发展中并没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如果马克思此时还不批评费尔巴哈，反而对费尔巴哈崇拜、迷信，信仰费尔巴哈哲学，那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处在母体内的胚胎发育阶段，即费尔巴哈派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没有正式形成。下面我们就来看马克思1843～1844年间对费尔巴哈的态度。 马克思是在1843年初转向费尔巴哈而批判黑格尔的。1843年3月初给卢格的信是这一转向的第一个证据。接着，马克思在两年中写了一系列著作，主要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与恩格斯合著）等。除在最初转向费尔巴哈时有一个批评性的保留（后面还要提到这个批评）外，马克思在这两年中再也没有批评过费尔巴哈，而是对费尔巴哈表现出崇高的敬意，进行热烈的颂扬，给予高度的评价，把费尔巴哈思想当作一面旗帜高举，对费尔巴哈的态度达到了如马克思后来回忆所说的“迷信”的程度。 在最初的一些著作中，马克思已经运用费尔巴哈的“颠倒”的方法和人本主义思想来分析现实历史问题，表现出费尔巴哈的强烈影响，但对费尔巴哈进行直接的热烈的赞颂，则主要表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见该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同上）“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种成就贡献给世界时所表现的那种谦虚的纯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恰成惊人的对照。”（同上书，第114～115页） 《手稿》中的下面这段话常被一些人认为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直观自然观的批评：“被抽象地理解的，孤立的，被认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同上书，第135页）马克思的这段话不是批评费尔巴哈而是批评黑格尔的！这段话是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章中说的，而且从上下文来看，也是批判黑格尔而不是批判费尔巴哈的。 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说：“我趁此机会冒昧地给您寄上一篇我写的文章，……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特殊意义，但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敬意和爱戴（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我感到高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9～4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