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人类思维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特征
人类思维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神话思维阶段。具体的事件是人类早期生活和思维的主要内容，人类早期对灵魂，对自我等的了解都是从具体的事件去感悟的。由于早期人类的生存能力十分有限，人类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周围发生的事件对人类来说往往不可理解、把握，这些事件就形成了某种存在或力量，变化莫测，对人具有一种压倒的优势。人类早期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人类早期思维的特征，这就是无主体性。这一特征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个人自身的个性连续地以部分的形式存在着。在早期社会——神话的领域内，“个人的观念只不过是关心人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履行的那种作用的一个支撑物。”（注：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第二，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区分没有出现。在早期神话思维中，“灵魂”并不一定寓于人自己的身躯之中，现代的灵魂观念还没产生。相反，灵魂涉及发挥力量的一切事物。一块形状古怪的石头，一具尸体，一个假面具，月光，所有这些东西都可能被作为“灵魂”而提到。人自己的灵魂有时会长大，吃东西和被吃掉。它可能存在于某个个别的躯体之中，甚至每个器官都可能有它自己的“灵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甚至一个人自身躯体的界限也不是十分明确的。位于他体外的植物有时被看成是他体内物的延伸：“人们看到的是同一个世界，是同一个具有生命的有机形式和力量的领域。”（注：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人类思维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理性思维阶段。理性思维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出现了人和世界、主体和客体的明显区别。如果说在神话世界中人类个体几乎还不是独立的存在，不具备不同的个性，那么这种理性思维则使他能够获得一种他自己的个人领域甚至内心世界。赫拉克利特说，“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注：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著作残篇第119条，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9页。）这就是说，人的精神生活现在不再是神力影响的结果或产物；相反，他自己的性格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神的力量。理性思维的第二个特征是，追求确定性，追求本质。这种理性思维不仅仅把人和周围的世界分开，而且还进一步寻求把人的本质当作物或世界的基础。这种情形在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史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并且占据着主导地位。从柏拉图开始，一种对人的本质的界定的思路一直贯穿于历史过程中。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即他关于自我封闭的单元的理论是这一思维特征的代表：这些单子只了解各自的内部情况，并且在最深的层次上完全根据逻辑规律来展开它们的意识过程——单子没有窗口，人的灵魂是一个孤立的实体，它只是通过自己的内部世界来认识外部世界。这一特征也明显表现在印度哲学中。“在《奥义书》（公元前800年及后期）中，我(the atman)（灵魂、本质、原始的呼吸）最初具有一种全然是神话性质的功能。后来这个我逐渐被设想为是个人的灵魂，而这个个人的灵魂又被推测为本质上是与宇宙的我(the universal atman)一致的，宇宙的我则视为梵（brahman，现实的基础）。”（注：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总之，在理性思维中，独立的人通过本体论思考而取得的认识，导致区分出一个彻底的个人实体，并把个人的灵魂纳入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基础中。
现在，这种理性思维已经逐渐开始被一种开放性思维所取代。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征。首先，在这种开放性思维和生活中，被关注和作为分析对象的是功能，而不是某种自我存在物的任何特征。这里所说的功能，是指人与周围力量的关系。其次，这种功能和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与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卷入是这种关系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每一存在的事物都是从它与观察者（人）的关系中去分析。再次，这种对关系的关注并不是去追问关系本身是什么，即这里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存在的问题而是用途的问题。开放性思维所揭示的不是关系（事物、事件和人类社会等）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有意义和能够被有意义地描述或掌握的问题。正因为此，人所显示的整体形象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在这种开放性思维中，关系代替了距离，因而在这里，自我独立的实体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来之不易的特有个性丧失了，而只是表明这种个性不能再被看做是一种孤立的事实。相反，人的个性如同力量和规范的个性那样，也是一种在关系中构成的功能性事物。人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或者就此而言，不再是精神和肉体这两个实体的一种混合物。人的精神或心理特征不应该被看成是某种同他的肉体和社会行为相分离的事物。人在这种思维中才与动物真正区别开来，他的行为不单纯受本能支配，而是也能掌握和创造符号。正是这个方面决定了他的个性特征。如果我们把这种个性特征当作精神，那么，精神就是人的总体定向。它不再是一种实体，一种灵魂的或生命中的较高层次。这样，在理性思维中的所谓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明显的界限消失了，外部世界不再是纯粹的客观外在，每一个人都从他自己的想象中去体验和知觉他的世界。人没有对立物，几乎所有有关事物的用途或意义的问题，既关联到被评介的实在，也关联到人自己的生存，人真正处于中心关联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获得了真正的第二次解放。
（二）事在新思维中的意义
在开放性思维中，一种“事”的观念得到了确立。思维本身也是一种事，事是思维的唯一内容，事是思维与实体的统一体。首先，在这种开放性思维中，许多观念都起了变化，甚至“认识”本身也起了变化。我们的整个认识活动内容及其目的，直接就是一种事。当我们断定一个事物或过程的意义时，我们就在这种现象与人处理它的方式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关系。事物的意义就是这个事物在人类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中起作用的方式。这里所谓的方式，并不是以前一般所谓的方法、原则，更不包含什么规则和本质，如同黑格尔所说的“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注：黑格尔：《逻辑学》第3卷，第38页。）我们这里所说的方法，是一个事件的全过程本身和它的总体特征。其次，从另外一方面讲，“事”也是我们认识的唯一内容，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内容。因为只有当事物能够基于意义而继续存在并被透彻认识时，有关某种真正的、实在的东西的问题才会产生。而在这种开放性思维中显现出来的实在，包括社会实在在内，也始终是一种通过改革人类经验来丰富自然和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的活动。在这种开放性思维来看，理论本身、认识本身也是一种事。我们一般所说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完全统一了。理性本身也是一种实践。理解是作为事物和符号的正确方式的产物。理论本身没有什么先验的目的和内容，理论本身作为一种研究活动，其意义本身也是在于它取得了成果而不在于它的所谓的方法和目的。进一步讲，它的方法和目的也都是由一系列的程序和内容构成的，这样，作为一种开放性的系列活动，理论本身就是实践。现代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证明了这点。现在，物理科学的目的已不再是描述其本身就是实体性的自然，而是描述尽其所能地再现的各种相互关系的图式。“质量”、“力”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并不是新的实体，这些概念只是对到此为止所进行的物理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成果的记载。对进一步的研究来说，它们是可资利用的资料和工具。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与实际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法律事务是紧密相连的，这一点尤其在经济学中表现突出。马克思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他批评那种“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的思想。针对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认为“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等形而上学的观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马克思专门写了《哲学的贫困》一书加以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