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1948年生，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德国古典哲学专业，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冥河的摆渡者——康德〈判断力批判〉导读》，《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走出美学的迷惘——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和美学方法论的革命》，《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译著有：《实用人类学》（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康德）等。另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问：从您近年的著述来看，您主要致力于文化批判和哲学建构两方面。就文化批判而言，您对传统文化、当代人文精神、保守主义以及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批判。请您首先谈谈我们应当如何面对传统文化？ 答：我主张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应从现实出发来考虑。唯一能超出传统文化的就是现实生活。当然现实生活与传统文化有割舍不了的关系，但本世纪以来，现实生活中已经渗入了不少新东西，那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加入有可能使传统文化超出自身。本世纪我们所经历的种种文化危机就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造成的。西方文化的侵入不仅是船坚炮利，主要在于它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异质文明，包括道德、科学、价值观这些东西，它已经对我们这一百年来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现代，我们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个我们应如何对待现实、对待现实中的西方文化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感情问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要从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来考虑。现实生活中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渗入到我们的思想中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反思传统文化中与现实不相符合的东西，反思我们固守这些东西所造成的矛盾和弊病，即越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就越是严重。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从传统文化中拿出一些东西来应付现实的问题，而是怎样抓住现实，实实在在地去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做，只不过许多知识分子不愿承认罢了。当他们把问题的产生、危机的出现归结为西方文化的进入时，却不去想想为什么西方文化一进入中国就变了质，就由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我们往往学不到西方的好东西，反而把中国的好东西丢掉了。你可以说我们没有西方那些好东西得以运作的条件和机制，但究竟是什么在妨碍我们获得这些条件和机制？这不恰好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要来一次更彻底的改变，证明我们在思想上、灵魂上根本转型的必要性？怎么能以此为借口说我们再不能引进西方的东西了呢？我认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一百年前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无非是被逼迫着向西方学习，但是从层次上要更深入些，不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再只是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主要是学习西方那些人文性的东西，如对人性的思考，对精神彼岸的追求等等。这些东西看起来一点也不实用，但却正是那些实用的典章制度得以运行的条件。 问：您对当前学术界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批评，“新保守主义”究竟有没有什么新东西？您所主张的“新批判主义”又新在哪里？ 答：近年兴起的“新保守主义”应当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保守主义在中国只能是一个旧概念，旧话重提并不足以使它成为“新”。保守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在新的时代又提出来了而已。与此相反，我所主张的“新批判主义”是真正新的，它是从现实出发，返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对自我的心灵进行深层次的批判和反省。鲁迅最早做过这一工作，但我所讲的心灵反省还不只是他所提出的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而是要从国民性问题入手而进入到人性批判。国民性批判毕竟有这样一个局限，即以为通过这种批判可以改良国民性，重新成为好人，保持住纯洁无辜的“本心”。所以鲁迅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呼吁要“救救孩子”，他相信进化论，相信未来会比现在好，无非是相信儿童和青年未受污染，一旦“放他们到光明的天地里去”，就会自然成为独立自由的人类。但令他痛心的是，青年们一个个辜负了他的期望，有的落荒，有的叛变，有的堕落，回过头来向他放暗箭，这使他后期反思到进化论的无用。我所谓人性批判则不是要通过一代或几代人来改良国民性，而是要建立一种原罪意识，即意识到人性本质上的恶，忏悔和反省是每个人永远的责任。这可以说是我的新批判主义超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地方，但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最难被人理解。 问：您最近的两部著作《灵之舞》和《人之镜》对中国人的人格结构进行了批判与反省，能请您谈谈这两本书吗？ 答：这两本书都是从中西文化比较来谈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但角度稍有不同。《灵之舞》是力图把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所感受、所思考的事情用一种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不是用抽象的逻辑体系，而是从自己亲身体验的哲学处境出发，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去发掘我们的灵魂。在这里，我是把历史、文化、社会心里都凝聚在个人内心体验的能动结构中来考察，以给当代人破碎的心灵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感”，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进取和开拓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态度。《人之镜》更偏重中西文学形象的比较，从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些经典人物形象与西方类似形象的比较中发现我们人格中的盲点。我相信，最近20年来，新型的中国人格应该正在形成中，但决不会是孩子式的，也不应是痞子式的。以前我曾相信经济决定论，以为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进程，当代中国人便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但现在发现，经济的发展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人的素质本身还得人自己去努力提高，若这方面跟不上，经济也将受到极大的阻碍，整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一个民族的素质首先体现在文化人身上，中国的知识分子素质太低，自我反思能力太低，纯粹知识分子的人类太少。我这两本书，是想在打破传统束缚、自我反思和自我越越方面，率先作一种尝试。
